民营经济文摘(第一百四十八期)

作者: admin 日期: 2014-03-11 16:36:26 人气: - 评论: 9

吴敬琏:转型的关键在于推进改革

    在“十二五”规划制定和实施之际,我国再次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中心任务提出。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实现这种转变存在着若干重大的体制性问题。

    一方面,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存在着体制性障碍,主要包括: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GDP的增长速度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官员政绩优劣的主 要标准;现行财政体制把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行政定价通常按照计划经济的惯 例压低价格,而价格扭曲又使市场力量在优化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受到很大压制,造成稀缺资源的大量浪费。

    另一方面,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法治环境、文化环境、社会舆论环境等有待建立。

    我国的产业发展历来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新技术的产业化和商业化遇到重重困难。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技术开发力量大大增强,新的技术层出不穷,但产业化 举步维艰的情况并没有明显改善。两年前,国内一些厂商在动力电池等主要部件上的技术水平与国外先进水平不相上下。然而,发达国家本来市场组织得就比我们 好,加上政府支持方法得当,近一年来发展速度比我们快得多。中国产业发展为什么往往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这种教训值得好好总结。

    对此,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是如何发挥小企业在创新中的关键作用。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小企业是主体中的主体。据国家统计局和全国工商联的调查,70%以上的技术创新来自于中小企业。

    目前,我国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国进民退”的倾向,加上银行信贷向国有大企业倾斜,小企业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挤压。在银行风险控制意识提高的情况下,甚至出 现对中小企业信贷的“挤出效应”。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和10亿元新增贷款主要流向了国有大企业和各级政府项目。事实上,小企业起不来、就业问题解决不 了,产业升级和增长模式转型就不可能实现,也不可能彻底走出危机。

    第二是政府如何在技术创新上正确地发挥作用。目前,在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中由政府主导分钱、分物、分人、分地的做法仍然存在。钱花得并不少,但是效果不 大。在一些具体的产业规划中,常常可见政府对技术路线和产品路线的预先设定,这种做法风险很大。日本曾因误判高清电视的技术路线,使日本在数字技术的发展 中落后于美国一个时代。同样,在一些新兴产业示范项目中,出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想法,某些政府机构在争取到政府补贴项目之后,往往安排由自己所属企业 或本地企业生产。在财政补贴的运用上,也往往选择补“供方”而反对补“需方”,也就是说,为了保护“自己的企业”而排斥市场的介入。利用行政权力抑制竞争 和技术进步,使政府投入打了水漂,甚至造成创新、创业环境的恶化。

    事实表明,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哪一个地区、哪一个行业、哪一个企业转型升级做得好,它受到的冲击就小,甚至会逆市发展。

    我国要想顺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能否消除体制性障碍:一方面消除转型升级的体制性障碍;另一方面建设有利于创新、创业的制度环境。只有坚持改革,才 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只有推进改革,才能建立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不但要“有所 不为”,还要“有所为”,因此最重要的职责是通过改革,在建立公平、宽松、法治化的市场环境,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建立共用技术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提供基 本社会保障等方面负起责任来。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与信息化》2010年第5期

                           夏斌:加息只是个信号而已

    温家宝总理说,2009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2010年是中国经济最复杂的一年。如何理解?2009年的困难就是经济滑坡,其困难在于如何在信贷规 模不如前年的情况下把经济托住;而2010年的复杂则在于2009年大量的信贷投放,导致我们对地方融资、银行不良贷款、房地产泡沫等潜在风险担忧。

    目前,中国经济复苏的基础不扎实,仍需保持实体经济增长的稳定,因此需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从国际上来看,人民币汇率升值和美国的经济复苏不明显,这两点对我们的出口会有比较大的压力。但是只要调整到位,调整及时,中国经济“保八”就没有问题。

    2009年有将近10万亿元的贷款。经济一旦复苏,过度的货币信贷会产生很大风险,所以2010年的信贷决不能增长太高。但压下来并不意味着不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

    举一个例子:我们2003年~2008年这6年的经济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银行的贷款增长率平均是15%,M2货币供应量增长是17%。2010年信贷额为7.5万亿元,贷款增长率为18.7%,相对于正常的经济增长,这仍然是非常宽松的政策。

    大家都很关心什么时候加息?要加几次息?这个要我说主要就是看物价水平和利差以及外来热钱压力。如果说物价预期要涨,CPI超过银行一年定期存款利率,可 能会加息;但即使意识到物价要涨,还要考虑到是否有翘尾因素。2月份的CPI是2.7%,可能到第二季度会很高,但全年的水平又会降下来。因此,央行可能 暂时不加息,或者加得非常少,就是个信号而已。另外除了考虑物价之外,还要考虑汇率和外来热钱的压力。

    2009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经济恢复增长很快,房地产业在其中有很大功劳。但是我个人认为不能让这种状况长期发展下去,我们既要保持经济增长,又要保持长期的房地产市场走向健康道路。

    我们住的房子既是消费品又是投资品,很多人买房是为了保值或增值。如果要控制房价,我们就要把房地产调整到以消费为主的市场。如果是有钱人投资的,就利用 税收手段让他们赚不到钱。而对于买不起房的,要想尽办法让他有房子住。政府卖土地的收入要专门用于保障性住房、廉租房的建设,并且不准其买卖,等老百姓有 钱了再去买商品房。

    春季是购房、销售房的大季,目前有很多人都在观望。从2009年年底到现在,中央出的一些政策实际上都在逐步体现这个方向。国务院的文件讲到,要限制投 机、投资购房,过去是要打击投机购房,这意味着不要让大家投资房产。但是如投资新兴战略性产业、投资中西部、投资服务行业等领域,我认为还有大量的赚钱空 间。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文章来源:《浙商》2010年第4期

                    盛光祖:中国并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

   外企是顺差主要受益者

    外商投资企业是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也是贸易顺差的主要受益者。外商投资企业主导了我国55%左右的对外贸易,其中60%以上为加工贸易,它们通过加 工贸易给我国“制造”和“转来”了大量贸易顺差。即使在出现贸易逆差的3月份,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仍然保有近2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我国贸易顺差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外商投资导致的出口膨胀和进口替代。首先,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形成强大的制造能力,大量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中低端的高新技术产品,使我国出口规模持续膨胀。

 其次,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导致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顺差大量转移到我国。长期以来,加工贸易占据我国外贸的“半壁江山”,其中80%以上为外商直接投 资经营。由于加工贸易的存在,我国从日韩等周边国家和地区大量进口加工装配用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加工为成品或半成品后出口到欧美等国家和地区,造成了原来 属于周边国家和地区对欧美的贸易顺差“转移”到我国内地。

  总体来看,外商投资企业是贸易顺差的最大受益者。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等生产 要素从事加工贸易,外商投资企业获得其中绝大部分利润,我国仅得到少量加工费。最著名的芭比娃娃,每个在美国市场的零售价是9.9美元,我们企业得到的加 工费仅为0.35美元,拥有该品牌的美国企业则获利近8美元。

  扩大进口增强世界信心

为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政府果断推出保增长、扩内需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努力扩大进口,为全球经济复苏做出重要贡献。自2009年5月份起,我国实际进口物量开始增长,当月同比增长了3.7%,到目前已经连续增长了11个月,最高的月份增长了63.5%。

  我国外贸进口有力地拉动了全球出口复苏,增强了世界经济企稳回升的信心。全球贸易信息系统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取代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国。已公布2009全年外贸数据的71个主要贸易国(地区)中,有59个国家(地区)的出口对我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增强。

  同时,我国进口强劲增长,还带动原材料价格止跌回升,增强了全球经济发展的信心。

  将加大自主进口力度

我国政府并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主观努力和客观条件将促使我国外贸进出口发展趋于基本平衡。

 国际上通常认为,贸易差额与当年贸易总额的比值在10%以内,则对外贸易处于基本平衡状态。2009年我国贸易顺差与贸易总额的比值已收敛至8.9%, 今年一季度则进一步降至2.3%,对外贸易平衡发展态势有所巩固。与此同时,我国外贸依存度已经从2006年的67%大幅降低到45%,其中出口依存度从 37.1%降至24.5%。

  目前,我国正致力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包括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致力于对外贸易的基本平衡。从出口来看, 我国出口在实现恢复性增长之后继续扩张难度很大。首先,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尚未消除,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稳固,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能力的削弱 和消费观念的转变使消费需求难以较快恢复;其次,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肆虐蔓延;第三,大宗商品价格恢复到高位,我国提高工人的工资标准和加大劳动者权益保护 力度,导致出口产品成本增加。更重要的是,与关注出口量相比,当前我国更注重优化出口产品结构。

  从进口来看,我国进口将保持旺盛增长。 首先,随着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步伐的不断加快,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将取代外需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其次,国际市场原油、铁矿砂等大宗产品进入价 格恢复通道,必将继续促进进口值的快速增加;第三,促进对外贸易进出口实现基本平衡的国策,也将使我国加大自主进口的力度,扩大从主要顺差国的进口。

  因此,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结构,仍将形成贸易顺差,但随着我国在外贸领域着力于“拓市场、调结构、促平衡”,贸易顺差规模将继续减少,对外贸易发展将趋于基本平衡。

  作者为海关总署署长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4月28日

                           蔡继明:避免滞胀

 2009年中国经济似乎成功抵御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增长率逐季回升,重回良好增长态势,全年GDP增长8.7%。但与此同时,即从2009年下半年以来,国内物价开始呈现普遍上涨的势头,尤其是房价在2009年猛烈上涨,引致社会普遍担忧。

  因此,通货膨胀的趋势不可忽视,也不排除衰退的可能,甚至可能出现通胀和经济衰退同时并存的滞胀局面。

  通胀概率增大

  自从2009年7月CPI发生转折以来,中国CPI呈逐步升高。2010年3月CPI同比增长2.4%,呈现出加速上扬的趋势,而2010年上半年超过3%警戒线的概率非常大。形成目前价格上涨趋势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

  其一,货币流动性过剩。这在宏观经济层面表现为货币供给超过经济增长,具体表现为货币发行过多,供应量过大,金融机构资金来源充沛。

 2001年以来,中国M2(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一直远远高于GDP增长速度,2005年、2006年M2分别达到17.6%和16.9%,2007年 增长16.7%。2009年第四季度,M1(狭义货币供应量)增速超过30%,达到了1993年以来最高值,且M2与GDP、CPI差值反映的货币超发也 达到了创纪录的25%左右。

  而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更多热钱流入中国市场。此种情况,则会产生过多的货币追逐较少资产的现象,造成资产价格迅速上涨,从而价格上涨由上游产品传到下游产品,形成全面通胀。

  其二,社会公众对物价上涨的心理预期。在货币存量已过量累积的背景下,由外生性冲击造成的轻微通胀是否会一发不可收拾,关键取决于人们对物价前景的预期。

  人们对于未来物价上涨的预期将增加人们的当期需求,从而成为不断推动实际物价水平螺旋式攀升的内在动力。社会调查资料显示,当前社会公众对未来发生通胀的预期相当明显,不断上涨的房价和金价正是这一预期的明确反映。

  其三,国际市场上一些主要商品价格上涨。由于中国是原油和有色金属、铁矿石的进口大国,在2010年全球经济基本复苏的环境下,中国对资源性产品的需求量将会上升。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预计,中国2010年原油需求年率上升3.6%。而澳大利亚农业资源经济局预测,由于对炼钢原料的需求走强,2009年中国铁 矿石进口将达到5.68亿吨,增长28%;2010年中国铁矿石进口将达到6.37亿吨,增长12%。目前原油期货价格已经突破80美元,而国际大宗商品 期货价格——CRB指数已经从最低200上涨到目前的280,预期2010年将继续保持上涨势头。

  警惕地产泡沫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为了刺激国内经济,完成外向型向内需型经济过渡,连续五次降低利率放松银根,基础利率跌至历史最低点,货币供应量连续多年超过10%,1998年超过15%,造成市场上资金流动性过剩。
  但是,由于当时日本上下对日元升值和经济转型的困难认识和准备不足,大量资金并不像政府所希望的那样流入制造业和服务业,而是流入容易吸纳和“见效”的股市楼市。

  1985年以后的四年,东京地区商业用地价格猛涨了2倍,大阪地区猛涨8倍,东京大阪的住宅价格也都上涨2倍多。在资金如此泛滥的情况下,日本原本应该紧缩的信贷不仅没有紧缩,相反进一步扩张,推波助澜火上加油。1990年危机一触即发,但是银行继续大规模贷款。

  尤其错误的是,为了扩大杠杆作用增加利润,日本银行违反国际清算银行的巴塞尔协议,将持股人未实现利润当做资本金向外出借,造成流通领域里的货币数量进一步扩张。1991年,日本银行总贷款额达到当年GDP的90%,而美国仅为37%。

 为了争夺利润和分享市场,日本上千家财务公司和投资公司等非银行机构也不顾政策限制,跻身于房地产金融行业,直接或间接向房地产贷款,总额高达40万亿 日元。可以说,日本金融机构是房地产泡沫的最大鼓吹者和最后支撑者。房地产价格暴跌重创了日本金融业,也重创了日本经济,甚至直至今日尚未完全恢复。

 当前中国的经济情况同日本当年的情形十分相似。2009年1月-11月,中国个人消费贷款余额(其中约75%是房贷)增长1.6万亿元,是2007年和 2008年的2倍和3.6倍。其中11月个人贷款增加2377亿元,环比增长50%,是200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同期公司贷款下降40%,表明商业银 行在个人贷款方面仍较为“激进”。

  同时,房地产开发企业在2009年得到银行大量资金支持。2009年1月-10月,房地产开发企业获 得国内贷款9119亿元,同比增长53%,是2000年以来的最高增速,总量超过2007年和2008年全年。由于国内贷款和销售回款的大幅增长,去年1 月-10月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来源达4.4万亿元,同比增长43.4%。2009年前11个月全国新增人民币贷款9.21万亿元,也就是说房地产方面的信 贷规模占总信贷规模达到了47.7%。这一组数据表明,中国的房地产捆绑了中国的金融和经济。

 滞胀可能出现

  2009年中国实行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采取了大强度的经济刺激措施,将经济增长手段可谓使用到了极致,进一步刺激的余地和空间已经非常小。如果国内和国际环境没有出现改观,那么经济出现滞胀局面将是有可能的。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问题突出,投资、消费、净出口“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贡献分化严重。2009年投资对GDP增长点贡献度达到95%,“铁公基”、房地 产、重工业等再次取得较快发展,但其背后也直接反映经济增长并没有实现结构性优化,具有明显的投资拉动特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
  虽然2009年中国投放了大量货币,但大部分并没有转化成产业资本,以40万亿元的信贷总规模、60万亿元的M2总量,仅创造33万亿元的GDP。

  当前宏观经济呈现出这样一种倾向,即在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实业投资的吸引力在减弱,实业投资主要是在基础设施领域,而且主要由政府主导。

  也就是说,2009年中国政府实施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宏大的经济刺激政策,投放的大量资金并没有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也没有形成良性的经济内生增长,靠扩大内需消费拉动经济的效果并不明显。

 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可能性加大,后续经济刺激难以为继,可能造成金融机构产生大量新的不良资产。为防止房价上涨过快,防止发生严重的通胀,宽松的货币政 策迟早逐步退出。继续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不太现实,其结果必将导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消失。这样一来,大量的项目可能由于资金紧张、资金链断裂而成 为不良资产。

  欧美等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复苏不确定性很大,其消费能力恢复受阻,因此中国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有限。

  积极应对之策

  中国要下决心调整产业结构,重点发展国内消费。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太过依赖基础建设投资、出口和房地产行业,消费占经济增长的比重还远不如印度,对于实现持续恢复和增长十分不利。

  因此,应当借金融危机的历史机遇,改革税收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建立全民医疗和教育体系,让大多数人有钱花,敢花钱,建立起雄厚的消费基础,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增长。

 建议国家释放1万亿美元甚至更多的外汇储备,将之转化为国内消费资金。如果有1万亿美元的资金能真正用于国内消费,平均每个人可以得到5000元,这将 会有效刺激广大中低收入者的消费热情,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改善经济增长模式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并彻底改变现今靠基础设施投资、出口和房地产拉动经济增 长的不健康模式。

  高度重视金融不良资产问题,有效控制新增不良资产。1999年以来,以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的主要银行陆续剥离了不良贷款合计2.7万亿元,形成了巨大亏损,至今仍挂在账上未能弥补。此外,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尚有未剥离不良资产2万多亿元。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采取了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2009年银行新增贷款高达9.59万亿元,贷款总规模达到40万亿元。如果今后经济不能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必然会产生新的大量的不良贷款,这将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负担和隐患。

  因此,应当采取综合措施,控制银行风险,同时要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在发展中解决不良贷款问题。

 有效地遏制投机性购房需求,将纳入规划的住宅用地按用途分为四类。一是保障房用地;二是不能转让或十年内不能转让,只有首次购房者才能购买的基本住房用 地;三是改善性自住房用地,其产品仅限于第二套房,在五年内不能转让;四是奢侈性住房用地,也就是豪华房和别墅用地,此类房的购买和转让都不受任何限制, 允许炒房者进行投机。

  以往政策对别墅的禁令是不合理的,高收入阶层的异地购房和投机性购房应该被允许,但应将此类房和基本住房严格分开,只有这样才能兼顾多层次需求,使其各行其道,互不干扰。

  只有将土地供应按照用途进行区分,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开发商对土地资源的抢夺和囤积,地王现象将由此而终结。

  作者为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文章来源:《财经》杂志2010年第9期

                   巴曙松:人民币汇率升值聚焦二季度

    数据表明,2005年7月份的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总体呈升值趋势。2005~2008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20.7%;2008年下半年以 来,在金融危机最为艰难的时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窄幅波动。2005~2008年底,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分别升值22.5%和 25.0%;2008下半年以来人民币有效汇率先升后跌,到2009年底分别累计升值3.3%和3.4%。应当说,从全球范围看,即使在金融危机冲击最为 严峻的时期,人民币依然保持了升值的趋势,为维持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有的国家的政治家多次借人民币进行炒作,实际上,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可以清晰地证明,人民币升值不可能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 也不可能解决美国自身因为消费过度、经济结构等方面的问题带来的失业问题。2005~2008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21%,中国贸易顺差不降反升,对美 贸易顺差年均增长20.8%。2009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下降34.2%。进入2010年以来,我们看到中国的贸易顺差大幅降 低,3月份还出现了逆差,但是与此同时,美国的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

    从1994年以来,人民币的汇率制度就一直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不同时期汇率的波动幅度有一些差异而已。2008年底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大幅 降低,可以说是应对危机的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对稳定全球市场发挥了积极作用。因为危机中信心比黄金和货币都重要。人民币不大幅贬值,可以防止传染效应; 不大幅升值,能够避免加剧出口困难。可以说,中国没有用汇率政策谋取不正当竞争优势,贸易顺差在危机时期的大幅降低就是一个证明。

    需要强调的是,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降低时期,中国也经历了出口大幅滑坡、顺差急剧收窄、经常项目顺差占比下降。也有学者研究表明,金融危机时期,人民币暂时盯住美元,对美元的稳定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支持作用,进而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人民币汇率升值及形成机制方面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要准确计算均衡汇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的测算表明,几乎所有的汇率模型,只要假定条件或者参 数出现轻微的变化,就可能导致结果的巨大变化。美国金融界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也曾经组织了不少专家来测算美元的均衡汇率,始终难以达成共识。因此,与其猜 测人民币汇率应当升值多少,或者均衡汇率在什么水平,还不如把更多的重点放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上,让各种供给和需求的力量能够越来越自由地在市场 上交易,通过交易来达成一个相对合理的汇率。因此,我个人认为,考虑到中国近年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资源价格的上涨等,目前人民币汇率即使有低估,幅度 也是十分轻微的,如果考虑到美元近期的走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可能的低估程度就更少。因此,我认为当前的重点,还是在于汇率形成机制的更为灵活和市场 化。
    之所以说汇率升值水平本身意义不大,一个重要的证明是,2005年时,美国一些专家认为人民币应当升值15%就可以解决中美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实际上从 2005年以来人民币升值超过20%,但是,反而在这个升值的时期,中美贸易顺差迅速扩大。因此,均衡汇率是一个变量,人为的测算并不容易把握,通过更为 灵活的市场交易,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在后危机时期,中国金融政策制定面临许多新问题,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也面临诸多新的挑战。我们认为,如果维持现行汇率政策安排,有利的一面是稳 定出口竞争力;抑制套利资金流入。不利的方面则是:可能会直接影响通货膨胀预期;难以消除升值预期;同时还可能会刺激美元套利交易。2009年以来,国内 外汇贷款需求迅猛,其背后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基于升值和套利的动机;另外,美元汇率波动加剧,如果与美元捆绑过紧,实际上也会影响我国出口价格竞争力,从长 远看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汇率是内需部门与外需部门的相对价格,汇率低估实际上对扩大内需是明显不利的。

    汇率波动幅度过低,实际上也制约了国内的利率工具运用,因为低估的汇率使得利率也必须保持在较低水平,这对于控制投资的过快增长、以及抑制资产泡沫并不利。

    从以前的政策经验看,确实有一段时间,汇率波动幅度也不大,通胀压力也不大,但是外汇管理的压力比较大。随着国内物价压力的上升,试图通过降低汇率波动幅度、而通过国内物价上升来降低升值压力的路径,也越来越不容易,或者说回旋余地在明显降低。

    现在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有利于使国内的货币政策获得更多的独立性,抑制通货膨胀;有利于逐渐摆脱对美国经济金融的依赖;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 展方式转变。但是,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如果过快升值,必然会影响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因此,选择适当的时机,重新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区间,可能是必须要考虑 的政策选择。

    实际上,从1994年以来,人民币一直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只不过在此期间遇到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当前的金融危机,才使得汇率的波动幅度有所降低。

    从二季度的经济增长预期看,预计二季度的出口会出现非常大幅度的上升,一季度的经济增长数据也十分强劲,物价上升的压力加大,结构转型的任务也十分艰巨,因此有必要重新启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进程。

    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反对少数国家的过分政治化,也要反对传统的冷战思维,以为凡是竞争者争取的,就一定是我们要反对的,人民币汇率首先要服务的还是中国自 身的经济运行需要和经济利益,同时,也要消除长期形成的“浮动恐惧”,并且应该释放明确的信号,防止汇率短期内的过度大幅波动,促使整个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的平稳推进。

  作者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

    文章来源:国研网2010-5-4
  
                         易宪容:国十条出台对谁最有利?

    当前市场盛行一种观点,就是国十条的出台最不利的或伤害最大的是购买住房自住的人,因为,个人住房按揭贷款首付比例提高及按揭贷款利率上调,居民购买住房 的成本上升及杠杆率降低使得这些人越来越无法进入住房市场,尤其是低收入更是深受其害。本来这些观点是不值得一驳的,因为这些观点既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相 悖,也远离了居民生活常识,不过,对此作点经济分析,也能够帮助一般民众增长一些房地产的知识。

    首先,对于这种流行的观点来说,国十条出台之后,一般居民购买住房之所以受到伤害就在于他们进入房地产市场购买住房的贷款利率上升、其首付比例提高了,因 此,他们更没有支付能力进入房地产市场了。但是这个观点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国十条出台后,房地产供求关系不会发生变化、房地产市场价格更不会变化,在市场 价格不变化的情况下,由于国十条同台后首付比例提高及利率上升,购买住房的居民的支付能力自然下降了,因此,这些人更没有支付能力进入房地产市场,国十条 出台对这些住房消费者来说当然是最不利的。但是,实际上这种假定是不成立的。

    首先,国十条出台,国内房地产市场将发生巨大的变化,无论是市场供求关系还是房价都会发生巨大调整。有监测数据显示,国十条出台一个星期来,有国内35个 主要城市中,有21个城市的商品房成交面积环比下跌。其中杭州跌幅最大,跌幅高达73%;京、沪、深、穗4个一线城市亦无一幸免,交投全线告跌。而随着市 场供求关系发生巨大的变化,房价的调整也是必然。既然房价会向下调整,那么后进入者的购买住房的成本越来越低,居民的购买住房的支付能力岂能越来越低呢?

    当然,对于房价要调整到何种程度?就得看国十条的落实程度,因为当国内房地产市场要回归到居住功能上时,其市场的房价与以投资为主导的市场房价是相差较远 的。因为,在以投资为主导的住房市场,房价是由投资者的市场预期来决定的。而投资者的市场预期又取决于投资者的从众心理及当时融资条件或融资杠杆率。在这 种情况下,投资者对房价高低并不敏感,他们所关注的是否有更多的接盘者,只要投资者预期房价会继续上涨并有人接盘,那么这种住房投资需求就会无限膨胀,房 地产市场的价格就会逐渐推高,最后导致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即住房的价格严重偏离其价值。但是,对于住房消费者来说,住房的价格是由于市场基本供求关系来决 定,而这种住房需求是有限的。对住房消费者来说,其对房价是十分敏感,如果房价超过其支付能力,那么这些人是无法进入房地产市场的。因此,以消费为主导的 市场,房价如何波动都会围绕着市场的均衡价格而变化。可见,以投资为主导的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与以消费主导的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是差别很大的。投资为主导的房 地产市场价格会远远会高于以消费为主导的住房市场价格。如果说国十条坚决要把国内房地产市场的投机炒作挤出,并回归到住房居住功能上来,那么房价向下调整 是必然。否则以消费为主导的购买居民是无法能力进入的。既然房价要向下调整,那么国十条如何会对他们不利而伤害他们呢?

    举一最为简单的例子。比如,在国十条出台前,有一套住房的价格是一百万,这时如果购房者要进入,就得首付20万,再从银行贷款80万,即购买住房者只要有 20万首付就可能进入。国十条出台后,如果房价下调20%,那么这套住房的价格80万,尽管首付为三成要24万,但购买住房者从银行贷款减少到56万,其 购买成本迅速下降。由于贷款本金减少30%,那么即使按揭利率有些微的上升,但其每月按揭还款额还是比国十条出台购买此房要少。由此可见,国十条的出台, 最有利的是后来进入的住房消费者,而且房价调整越深,对后来进入住房消费者越有利而不是所谓的伤害。这是最为简单的经济常识。

    还有,对于那么低收入居民来说,国十条还规定加大保障性住房建筑力度来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比如2010年要建设保障性住房300万套及改造棚户区住房 280万套,加大土地供给建筑更多的中小套型普通住房。对于这些政策,不仅能够确实保证低收入居民有基本居住条件,而且增加市场的住房供给,将进一步调整 住房市场供求关系,更高有利于高房价向理性回归。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国十条出台,最有利的是广大消费为主导的购买民众,是绝大多数低收入民众。这是国十条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和讯博客2010年04月28日

                        李开复:大多中国人不理解风险与失败

   教育差异

    中国的教育体制并非为指导创业而建立。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往往拥有出色的技能,但缺乏在营销、销售、运营和领导等方面的综合素质。他 们可以成为出色的程序员,但仍然需要更多的培训。

    中国的教育滞后于政府的政 策。中国的教育政策积极鼓励年轻人创业,政府还为此出台了投资和借贷优惠政策。刚毕业的大学生宜通过创新工场或其它方式加盟创业公司,然后再创办自己的企 业。绝大多数刚毕业旋即创业的企业都遭到了失败的命运。

    父母的羁绊

    中国的长辈通常很保守,初出 茅庐的创业者的父母也不例外。他们对创业这种生活方式持怀疑态度。我曾劝说多位父母允许他们的子女加入创新工场,这对年轻的技术人员来说是一条不错的道 路。

    创新工场为员工提供的报酬相当于微软、谷歌及百度的 一半,且需冒一定风险。在中国稳定与威望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里,很难劝服年轻人的父母允许自己的子女冒险创业。我曾致信几对父母,并且收到了积极的回 信。不过他们仍然会说“我儿子的成功就全靠你了”这样的话。

    对待失败的态度

    在硅谷的创业公司当中,失败是常有的事。很多成功的企业家都表示,失败为他们提供了最为宝贵的经历。一些风投机构也认为,在向目标 企业注资之前,须看该团队有几次失败的经历。而中国的情况却非如此。人们不理解风险与失败。在中国,创业失败即意味着退出创业领域,而不是从头再来。这种 文化限制了创业青年的经历积累,也遏制了创新。

    从人开始

    Y Combinator如果在开展业务将会很难。Y Combinator很难找到创业公司和适当的人选提供资助。即便面试数百人,也只能挑出两个人。Y Combinator只有转换模式才能在中国生 存,也就是必须从人本身开始,然后再传播理念。

    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家针对自 己的需求接受培训,这一比例将发生改变。目前,创新工场拥有许多技术人才,这也是吸引创业公司加入其中的主要原因。开始招聘的时候,创新工场立即收到了 7000余份简历。到 第一个月止,创新工场收到了4万多份简历,有大约30名工程师成为第一批被选中的人员。现在,创新工场的 数据库里拥有超过10万份简历,成为创业公司在遇到招聘困难时的一个巨大人才信息库。

    中国需要不同的视角

    尽管移动互联网、游戏、电子 商务、云计算产业在中美两国都得到了迅速发展,但是这些产业在两个国家存在的各种或明显或细微的差别,会对创业公司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一个典型的例 子:iPhone和Android手机都没有在中国取得显著的发展,因为这些产品过于 昂贵,制造商与运营商之间的复杂协议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诺基亚拥有最大的市场份额,却在移动互联网服务方面落后。这是中国的开发者们必须努力解决的问 题。

    苹果App Store在中国也行不 通。中国人不喜欢付费购买软件。免费模式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功。中国用户倾向于游戏、音乐、照片和即时通信软件,而不愿为搜索、YouTube和内容浏览付 费,这与美国用户截然相反。开发人员应当根据这些特点调整自己的目标。
 
   作者为“创新工场”CEO

    文章来源:《中国企业家》2010年4月29日

                         中国房地产市场:我支持的和反对的

    最近,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如同欢乐谷的过山车。转到高处,车上的人惊呼:太高啦!俯冲下来后,又有人抱怨:太快啦!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成了健身房的沙袋,谁路过都可以痛打两拳再飞踹一脚。

    我觉得,在说清楚我们反对什么的同时,还必须说清楚我们支持什么。否则我们就成了怨妇,而非负有建设性的公民。

    1.我支持短期内适度增加土地供给,但我不支持把土地变现的绝大部分收益留给地方财政。地方政府土地变现之后,很多时候不把钱用来投资学校医院和改善民 生,而是用来盖大楼,装门面,补贴跨国公司(美其名曰“招商引资”),更不用说因为天高皇帝远而产生的更加肆无忌惮的腐败。幸亏《同一首歌》被央视拿下 了,否则用不了多久,中国每个县级市都能来一台超级庆典。我们能办世界上最牛最绚烂的大party,却不愿去修建达到世界平均安全水准的相对结实的校舍。

    2.我支持要求部分央企退出房地产市场,但我不认为这能从根本上解决地价居高不下、央企“动物凶猛”的问题。央企之所以可以在土地拍卖市场频频举牌,叱咤 风云,是因为他们身后有国有商业银行组成的超级后援团。而国有商业银行之所以愿意成为它们的坚强后盾,除了政治安全之外,根本上还是因为它们依靠行业垄断 权力而获得的超强的现金流和盈利能力。在这种依靠行业垄断获得超额利润的局面没有改变之前,把一些央企清出房地产市场只会像淋浴的喷头一样,水垢堵住了几 个孔,其它的出水孔会更加汹涌。国有商业银行的自然选择一定是转身更加激进地支持那些仍然被允许继续从事房地产开发和销售的央企。

    3.我支持商业银行在发放按揭贷款的时候采取更加保守和审慎的原则(因为我不希望看到美国次贷的一幕几年后在中国又一次上演),但我不支持关于第几套房可 以按揭多少百分比的一刀切的硬性规定,更是坚决反对诸如“一个家庭只能购买一套房”这种回归“粮票时代”的做法。据说最近出现了一个新词叫“骗购住房”, 买东西成了“骗”,举世罕见。其实,商业银行作为独立的金融实体(很多还是对股东负有受托人责任的上市公司),经过这么多年的洗礼应该已经建立起一整套的 风险评估体系。能不能给按揭、能给多少按揭,应该由银行根据自己的风险评估体系依照市场化的原则独立确定,而不应由政府越俎代庖。

    4. 我支持商业银行在审核按揭贷款申请的时候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在本地工作和生活的申请人,但是我不支持对外地购房者大门紧闭,更不支持把外地购房者同房地 产投机等同起来。我们早已过了闭关锁“城”的年代,人是流动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也无论是自用还是投资,人为做出这种划定表面看 是维护市场稳定,实质则是践踏市场原则。你去超市买肉馅,不能说只有当天回家立马包饺子的人才能买。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我同样不喜欢那些游魂野鬼一样的炒 房团,但我觉得应该让供需支配的市场给他们以教训,而不是试图依靠行政指令来“计划”供需的政府。

    5.  我支持国家为低收入的工薪阶层提供廉租房以及有计划地发展经济适用房市场,但是我不支持政府对中高端商品房市场进行过度的干预。都是住房,八千一平米和八 万一平米的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政府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保证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公平供给上,而不是打压中高端的购房需求上。

    6.  为了防止过度投机,我支持在房地产交易中征收资本增值税,但我不支持对于新购房产实施超过一年的锁定期。只要我们承认房地产市场的基本市场属性,就应该允 许买卖双方自由进出这个市场。锁定新购房产不让交易就和交通限号一样,是费力不讨好、并且在法理上难以立足的公共政策选择。相比之下,利用增值税杠杆来适 度抑制投机性购买显然更加可取,这部分税收也可以用来更好地发展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市场,以便实现社会财富在一定范围内的有序平衡。

    7.  我支持让富于民,藏富于民,让更多的老百姓可以买到符合自己经济能力的住房,但我不支持大学生一毕业就急着买房当房奴。在美国,即使在高收入的华尔街,绝 大多数年轻人也都是到了三十五岁以后才会开始考虑购房的问题。相比之下,中国的大学生毕业生省吃俭用东拼西凑就为了买房结婚是非常病态和畸形的社会现象, 这里面有家长(特别是女方家长)的责任。这个年龄应该背着包到处旅行直到花完最后一分钱。因为他们还年轻,一切都还在孕育,一切都还来得及。

    (作者王冉为易凯资本首席执行官)

    文章来源:新浪博客2010-05-3

                       马云:未来的创新要靠80后、90后

    一个多月以前我去台湾,在一个餐桌上,有一批年纪 很大的企业家,头发都很白了,每个人都大谈创新,怎么创新?边上有个人跟我讲,台湾有希望,我想这么大年纪的人还在创新。后 来我说台湾没希望了。假如七八十岁的人还在创新,我们问题就大了,他们不相信年轻人比他们更会创新,其实他们应该是尽全力去努力帮助年轻人去创新,建个平 台扶持他们创新、帮助他们创新。

    所以我们认为比年轻人更聪明,那灾难就出现了。我经常看见父母骂孩子,我有一个亲戚把孩子逼得团团转,每天要读书,我说儿子都不愿意回家,为什么还让他读 书。他说我就是读书没读好,我没读好,他就吃 了大苦,他就必须读好。我说你没读好,他初中都还没毕业都不想读书了,他比你还糟糕。我们很多人都说80后不行了、90后不行了。直到最近我听说80后说 90后不行了。这个世界上孩子们出了什么问题?我觉得还是没有出问题,是我们出问题了。我父亲认为我不如他,争论了将近20年,每次吃饭就吵架,直到前几 年我说,我把儿子十六七岁养到了一米八,你把我养成这个样子,我对父亲说你看你本事大,还是我本事大。

    事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孩子永远超越我,我的父亲超越了我爷爷,我超越了我父亲,我也坚信我的孩子会超越我。假如我们对自己的孩子没有信心,我不知 道我们对未来还会有信心吗?孩子是我们的产品,一个老板对自己的产品没有信心的时候,你怎么相信这个产品会走出去?所以我们今天不管讲绿色,还是思想的盛 宴,这个盛宴是80后、90后的孩子给我们做的。绿色价值观首先拿在自己手上,这个灾难是谁搞出来的,是上一代人搞出来的。我们父亲说得很牛逼,但是,文 化大革命是谁搞出来的,是你们搞出来的。我们在收拾这个残局,我们的孩子们为我们收拾残局,为什么他们不行了?

    你说孩子们不承担责任,你问问看,汶川大地震冲在第一线的是 80后,玉树地震冲在第一线的是80后。我爷爷相信报纸,我们父亲相信收音机,我们这代人相信看电视,孩子们谁都不相信,他 们相信自己的观点。他们只不过以不同方式向我们表达而已。我们总说孩子不听话,请问我们听了孩子的话没有。我父亲说了我20年不听 话,他从来没听过我说话。孩子们在想什么,事实上我认为,有时候需要跟孩子谈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会说瞎扯什么呢?这些东西都过去了,看看未来吧。我第 一次说我拒绝吃鱼翅,我跟你讲鱼翅真不要吃,90%的鱼翅是假的。

    对绿色环保主义者,我有一个建议,他是理想主义,操作手法有问题,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沟通的问题,跟孩子的沟通也是一样。我孩子17岁,跑过来跟我说:父 亲,我要找女朋友 了。我说好事儿啊,为什么?他说97%我这个年龄的人都有女朋友了,我说好。第一告诉我这97%的数据从哪里来,他就说不清楚。第二,我个人认为,应该讲 我觉得,假如你爱上一个姑娘,那个姑娘也爱上你,我坚决支持。我们过来这一代,都很正常,他不想这个才不正常,他都懂,只不过不懂装懂而已。他们是不懂装 懂,我们是懂装不懂,我一定支持你。如果97%的人都找对象了,你不找对象 我觉得不太靠谱了。最后他就会慢慢思考,其实我们只要学会跟他们沟通,去倾听他们沟通,你说鱼翅不吃,我们在阿里巴巴淘宝网上爱吃鱼翅的时候,我从来没有 见到过一次,我们所有政策永远反对,只有这一次连续几千人跟帖,所有人都是支持的。我们一直说我们这一代人拿不到诺贝尔奖,我也保证我们这代人很难拿到, 但是我们的孩子们一定能拿到。我们永远说为国争光是拿不到的。而人家是为人类做的。我觉得我们80后、90后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公司90%以上的员工是80后,他们创造的公司连父母想都不敢想,创造出几千亿市场,几千亿的创新。为什么讲这个,下午有一个争论提到,我们总认为自 己是对的,我们吃过苦,要告诉孩子们,但是不要让孩子们重新走我 们走过的路,重新我们走过的路是错误的。谁都会犯错,我们没有过偶像吗?还是我父亲没有过偶像?你说杨子荣啊、李玉和都是他们的偶像。所以我们不是去埋 怨,好孩子是表扬出来的。80后、90后既然承担着我们的未来,我们就要支持他们,没有人给过我们机 会,我们为什么不给他们机会。所以我给大家讲的,今天解决这些问题,我坚决相信解决的方案一定比困难多,孩子们一定比我们 有更多办法。假如我们对他们失去信心,那么我们对未来的信心全是假的。我们懂得开放,他们比我们更懂得未来,他们更懂得承担这个责 任,只不过我们不愿意倾听而已。最后我想公益者、环保者也好,要允许企业家,和谐的目的是穷人跟富人共同存在,有不同观点 存在,那才叫和谐。所以我觉得我们允许孩子有不同的观点。

    我在北京买了一个大雕塑,3.6米高,王中军给 我介绍的。光屁股大汉,全身裸体,我觉得特有意思,我就买回来放在大楼里,公司一片争论声,这个东西太黄色了。为什么马云把它搬回来,一定有目的的。各种 各样的猜测、各种各样的说法、各种各样的人都很多。参观的人很多,为什么想知道阿里巴巴大楼里搞一个光屁股男人放在那儿,甚至我们的员工要做条短裤给他穿 上,太难看了。一定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说法,这个标准说法是什么,他 们问我说没有标准说法,我就觉得这个挺美。我问你,你喜欢吗,喜欢。这个人说喜欢。我说很好。这个人说不喜欢,我说也很好。我们就需 要这种思想,让每个人发表不同的观点,但是最终作出决定,还得往前走。所以我看到的80后、90后,他们为全人类承担责任,为这代人 争光,不是为某一个群体。给他们一些信任、给他们一些支持。鲁迅说“关心我们自己的孩子,就是关心我们的未来”。我们的盛宴才会起来,否则今后都是悲剧。
 
   (作者为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

    文章来源:《中国企业家》2010年04月23日

                         李彦宏:秉持朴素的信念才能接近成功

    此刻,北半球正进入夏天,白昼变长,阳光充沛,生命从青涩走向成熟。你可能是在读的学生,或是即将离开校园、进入职场的毕业生,也可能是正在为理想打拼的职场新人。现在,你们也正处于人生走向成熟的阶段。

    在百度搬离北京中关村以前,我办公室的窗一直朝向我的母校——北京大学。透过那扇窗,我可以看到我当年住过的宿舍和从青涩走向成熟的自己。大学时光给了我独立思考、作出判断的能力,我一生都从中受益。

    回望过去,我时常觉得幸运。我在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从事我最热爱的事业,能在自己不断成长的过程中,为世人创造一些价值。在这样的路上,我坚守着那些简单、朴素的信念,并依靠这些信念的力量逐步接近成功。

    你们正带着新奇和些许惴惴不安走入更广阔的世界,进入生命的夏天。在这个季节,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将决定你未来的收获。此时此刻,你们也是幸运的。因为整 个世界正变得更加理性、公平。在这样的世界,秉持朴素的信念,将获得巨大的力量;在这样的世界,你不必违背自己的内心,放弃棱角和个性去学习圆滑的处世之 道;在这样的世界,阳光下的成功与我们如此接近。

    互联网正与传统工业飞速融合。商业规则正被彻底改变,同时发生变化的还有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社会变得包容,公平的规则变得畅行无阻。这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年代:很多传统的规则彻底失效,新的秩序正在建立,如同阳光之下,万物葳蕤。

    正是因为这样的变化,那些简单而质朴的法则将重新发挥作用。因循这些法则,我们将以对他人和整个世界友善、负责而积极的心态和行动,让自己的人生舍弃不必要的迂回和闪避,让内心的渴望驱动真实的自我,拥有阳光下的成功——如果人生真的有捷径,这就是最短的路程。

    你们注定将经受考验和磨砺,或许,一些痛楚。但这就像夏天的乌云和雷雨,只能短暂占据天空。如果这个世界曾经施予你不甚积极的影响,你需要从现在开始,放下这些包袱,获得阳光下的成功——因为这符合社会和整个世界进步的方向。

    我和百度都无法提供人生的捷径和职场上的潜规则,而且我们并不为此感到抱歉,因为这些并非用户所需。

你不必因为外界环境的影响而扭曲本真的自我;
你不必操习那些你曾经不屑一顾的所谓技巧来获得他人赏识;
你不必让自己的成就与虚与委蛇、见风使舵、患得患失、畏首畏尾相联系。
在阳光下拥有朴素的成功,让自己变得敢于、乐于、善于为世界创造价值。

    作者是百度董事长兼CEO

    文章来源:《壹百度2:人生可以走直线》

                       李嘉诚:领袖要有正确的“杠杆心态”

    首先,回顾一下我与长和系的发展里程碑。我是在1940年因战乱随家人从内地来香港,不久日军也到香港,我便没有机会到正规学校念书。到1943年,父亲 因病去世,我因是老大便肩负起家庭重担。1950年,我创立自己的公司长江塑胶厂。取名“长江”是我希望广纳人才,像长江不择细流,浩瀚千里。到1971 年成立长江地产有限公司,一年后改名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并上市。1979年,我从汇丰银行收购英资“和记黄埔集团”22.4%的股份,开始跨国经营。 至今,集团业务已遍布42个国家和地区,雇员人数逾18万。

    当年,我事业刚起步的时候,除了我个人赤手空拳,我没有比其它竞争对手更优越的条件,其中包括资金、人脉、市场等等。

    时机背后是知己知彼

    很多人常常有一个误解,以为我们公司快速扩展与垄断市场有关,其实我的公司跟一般小公司一样,都是在不断竞争中成长。当我们进入不同行业时,市场内已经存在比我们更强的竞争对手,并且由它们担当主导角色。那么,老五老六究竟是如何变成第一第二?

    很多关于我的报道都说我懂得抓住时机,那么时机的背后又是什么呢?我认为,抓住时机首先要掌握准确的最新资讯,而能否掌握时机是看你能否在适当的时候发力,走在竞争对手之前。时机的背后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知己知彼。

    作任何决定之前,我们要弄清自己的条件,然后才知道自己有什么选择。我们要和对手相比,知道自己的优点与缺点。尤其,我们更要看到对手的长处。人们经常花很多时间去发掘对手的缺点,其实看对手的长处更为重要。

    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原来在英国投资了单向移动电话业务,面对新技术冲击,我们觉得这个业务前途不大,所以决定结束。与此同时,我们正在考虑另一项刚刚在英国开始的双向移动电话业务,现在称之为2G。因此,原来的业务就必须卖出,当然卖出的机会绝少。

    在做最终决策时,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15分钟冥想。我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我要非常小心再次审视这个行业和Orange这个项目,虽然早已计划好,但我要再看Orange项目的前途是怎样;第二,我要考虑和黄的财力、人力、物力是否可以支撑这个项目发展。

    当我给这两个问题肯定的答案之后,我马上跟同事开会,发现大家的意见都跟我一致。于是,我们决定全力发展Orange项目,而且比对手做得更快更全面。Orange就在这种环境下诞生,并全速发展。

    把握时机最重要的是做到知己知彼。其实,时机背后的几个重要因素,还包括“磨砺眼光、设定坐标、毅力坚持”。

    知识可以磨砺眼光

    知识最大的作用是可以磨砺眼光,增加判断力,有人喜欢凭直觉行事,但直觉并不是科学的方向仪。时代不断进步,我们不但要紧跟转变,还要有国际视野,掌握和 判断最快最准的最新资讯,靠创造比对手走前几步。不愿意改变的人只能等待运气,懂得掌握时机的人更能创造机会。幸运只会降临那些有世界观、胆大心细、敢于 接受挑战,但是又能够谨慎行事的人身上。

    1999年我决定把Orange出售,基于我看到当时欧洲市场的移动通讯发生一个大转变。话音服务增长速度虽快,但行业竞争加剧导致边际利润减低。数据传 送服务的增长速度比语音业务要高。所以,我选择在现有通讯技术价值最高的时候,把Orange卖出去,再把钱投入到更符合实际需求的新科技领域上,例如第 三代移动电话。

    灵活架构与设定坐标

    我们身处一个多元的年代,面临四方八面的挑战。以和黄为例,集团业务遍布42个国家和地区,公司架构及企业文化必须兼顾全球来自不同地方同事的期望与顾虑。

    我在1979年收购和黄的时候,我首先思考的是如何结合中国人流畅的哲学思维和西方管理科学,找出一个适合公司发展与管理的坐标,然后建立一套灵活的架构,建立诚信和宽容为核心的企业精神,以确保今日的扩展不会变成明天的包袱。

    因为,那时和黄主要管理层都是外国人,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被留用了。灵活的架构让不同业务的管理层有自我发展的生命力,互相竞争,大家攀比着怎样做得更好,个人由此寻找到更佳的发展机会,同时带给公司最大利益。

    完善的治理守则和清晰的指引可以确保“创意空间”。企业越大,单一指令越不可行,不能每一个公司都执行一个指令,因为有些指令是不通用的,最终不能将管理层的不同专业和管理经验发挥。

    在长和系集团里面,我们有很多子公司孙公司,我会给他们定出不同的坐标,让管理层在坐标的范围内灵活发挥。

    失败都有定律

    市场的逆转由太多的因素引发,成功没有百分百绝对的方程式,但是失败都有定律,减低一切失败的因素就是成功的基础。以下四点可以增强承担风险的能力:1.谨守法律和企业守则;2.严守足够的流动资金;3.维持溢利;4.重视人才的凝聚和培训。

    现今世界经济非常严峻,成功没有魔法,也没有点金术,但人文精神永远是创意的源泉。作为杰出的企业领导,必须具有国际视野才能全景思维,具有长远眼光并能 务实创新,掌握最新最准确的资料,迅速作出正确的决策,然后全力以赴地行动。并且,在过程中,建立个人和企业良好信誉。

    美国一个工会领袖退休时跟我说过一句话,“企业最大的失败是企业关门。你关门破产,工人都跟你一样失败。”

    全世界许多企业的失败,都是因为面临的机会太多,而资金与精力不够。所以重要的是量力而为。古人说,先学爬,再走路,然后再跑,这是非常有效的。

    一个人当然是不怕失败,失败后可以东山再起。但当公司有一定规模之后,你就要更小心。和记黄埔现在的现金流和未来8年的负债相差只是10%,就是说我有现金跟我未来8年负债风险承担只是相差10%。我一定要步步为营,尤其是作为公众公司。

    企业做大怎样控制

    和记黄埔在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都有投资。但直到今天为止,管理并没有给我太大的压力。原因是有一大批优秀人才。有的老外为我做事到今天超过30年了,我 说你多做10年后再来问我可不可以退休。我留住他们的办法很简单:作为一个领导,想一想下属最希望的是什么?除了一个相当满意的薪金花红,你还要想想他年 纪大时怎么样。公司发展对股东要有交待,同时也要为同事设身处地考虑。到目前为止,我是全香港给同事最高薪水花红的一个老板。为什么对同事这么慷慨?他收 入满足后,就知道千万不能贪污。

    有人问我,企业做大后靠什么控制它,靠人还是靠制度?我的回答是,一定要靠制度,靠人绝对不成。最信任的人也一定要有监察与制衡。

    正直赚钱是最好

    很多人认为赌场是一种娱乐事业,每年能挣很多钱。巴哈马政府鼓励发展旅游,我们在那里盖了3个酒店。总理跟我说,可以马上给我赌场的执照。但是,我要求他 们将一个原则立即写在会议纪录里……我们自己绝对不能经营赌场。旁边的人说,这是总理给我们的,我说告诉总理,这个牌照我交回给他。我们盖的是酒店,租给 的人要开赌场不关我的事,我只按市场价值拿我固定的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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