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文摘(第一百四十七期)

作者: admin 日期: 2014-03-11 16:37:05 人气: - 评论: 30

赵 晓:2010,通胀来了

    从国内中国货币当局的超额货币供应,以及外部人民币升值压力流入的数百亿美元热钱,直接推动了国内资产价格和通胀预期形成,并且这已经在金融市场得到反映

 2009年以及2010年突如其来的经济乐观向上的变化,使中国经济正走在通胀的路上。这该用什么样的经济分析框架来理解呢?凯恩斯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 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经济干预的主流理论基础,但许多人也许忽略了,由此政策主张而出现的将是明显的政府制造型的“经济增长”,并必然伴随通胀压力的 转换,所以通缩不再是常态,通胀将变成常态。鉴于此,理解今天的世界,仅有市场推动型经济增长的思维、仅有通常经济周期的思维乃至于在衰退时期仅持有萧条 经济学的思维都是远远不够的,人们还需要有对经济增长的更加接近于现实的理解、需要对政府干预下的经济周期的波动有更加深刻的理解以及建构通胀经济学的思 维。

  通胀经济学思维:加入政府因素后的经济增长模式

  从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构成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 据,2009年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为-3.9%,鉴于中国的最终GDP增长率为8.7%,这意味着国内经济部分的增长为12.6%,这是自 1993年以来消费和投资增长最快的一年。中国为了对抗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外需收缩而实施的巨大经济刺激方案,正如华尔街日报所言,银行贷款和公共项目支 出的激增把投资推到了几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国家统计局称资本形成对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2.3%,即8.7%的经济增长率中的8个百分点 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所拉动。可见,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政府主导的信贷及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何等重要的角色。

  美国政府及其他各国政 府也不例外。事实上,美国政府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更大,美元是世界货币而且还是世界的储备货币,同时美国又是一个超级经济体。如果把地球作为一个经济体看 待,那么美元这个“超级货币”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就好似人民币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可见,无论是从单个国家或是全球经济而言,政府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不 可小觑。然而,遗憾的是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对政府作用的考虑却少之又少。

  现代的经济增长理论一般把经济增长归因于资本、技术、知识和 制度创新。它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索罗模型是典型代表,其非常重要的一个假设是 国内投资等于国内储蓄,并且没有国际贸易。这与当今的经济增长的实际状况截然不同,事实上现在的经济增长根本就不需要投资等于储蓄。面对次贷危机,各国纷 纷启动经济刺激计划,美国都上升到卖不出国债就直接印钞票的程度,而政府的作法无论从实际还是从预期都将对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

  然 而,迄今为止的经济增长理论即使从索罗模型发展到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模型,也只不过是把国际贸易加了进来,同时认同国内投资可以通过世界储蓄而不只是国 内储蓄来支持。然而,这与现实相比,仍显得有些蹑手蹑脚。现在的实际经济运行情况是投资并不需要(或者说不是一定需要)有储蓄来支撑,相比之下,政府的货 币供应几乎可以无所束缚地放行,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内生增长理论虽然认为政府需要参与经济的增长,但那种参与和政府通过货币供应来制造 的增长有本质区别。内生增长理论所说的政府参与更多的指政府的财政参与,更多的是指政府对于公共品的干预。然而,现实中政府的触角已经涉及到经济增长的方 方面面,不仅仅包括财政政策,更多的是通过相应的货币手段,强势得足以在短期内把通缩预期活活变成通胀预期,把趋于萧条的经济态势扭转为走向通胀的态势。

 综上所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已经对当今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现实不能有效地予以解释,因为它们没有充分认识当今经济的本质乃是货币经济,而政府作为生产和 供应货币的“超级公司”,事实上可以制造增长,因此政府日益在当今世界的经济增长中扮演决定性角色。在政府这一“超级公司”参与游戏的真实经济世界中,萧 条经济已非常态,通胀乃至泡沫经济才是常态,萧条经济学提供的真知灼见也不完全,人们需要借助于通胀经济学的思维,才能更多地解释真实世界的运行图景。

  中国经济正走向通胀

 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超额货币和超额信贷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稳定起到关键性作用。但本轮通胀预期的形成,从理论 上而言是货币超额供应的一种结果。货币当局的超额货币供给,是通胀预期形成的内因。从外部因素看,后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则在2009年3季 度开始造成“热钱”加速向新兴市场流入,其直接结果就是造成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上涨幅度过快。有效汇率和名义汇率的背离,造成了人民币的升贬值 压力。自2008年3季度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民币汇率采取“锚住”美元策略,在2008年第4季度人民币名义汇率不变而实际汇率伴随美元升值,然而 2009年以来,美元大幅贬值显然造成了人民币升值压力。

  随着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变动是大规模的热钱流动。在中国存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 国际热钱大量利用转移定价方式通过贸易渠道流出和流入,应当采用贸易顺差修正值来计算热钱的规模和构成,即通过估算正常的贸易顺差来修正实际的顺差。根据 估算的结果,国际收支平衡表误差项热钱比贸易项热钱敏感得多,前者在方向转换上快于后者。从国内中国货币当局的超额货币供应,以及外部人民币升值压力流入 的数百亿美元热钱,直接推动了国内资产价格和通胀预期形成,并且这已经在金融市场得到反映。超额货币和超额信贷对居民部门的行为预期产生影响,改变了居民 部门的资产持有形态,风险资产转化(风险溢价系数)程度提高,推动了通胀预期形成,从而导致过多的货币更多流向购买投资品。

  在货币超额 供给和信贷超额投放作用机制下,货币购买力必然下降而产生通胀预期,通胀预期的自我实现机制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根据对中国主要经济指标进行跟踪分析可 见,CPI这一传统度量货币购买力并不能完全、有效衡量物价水平。目前,通常CPI作为货币购买力的指标,而现实经济中消费品和投资品的价格出现了明显偏 离,货币购买力下降更多体现在资本或投资品,而不是消费品。度量生活成本的通胀指标主要测算的是过去的消费品价格压力,对通胀的传统测量并不能完全反映通 胀状况,生活成本的完整衡量应该包括未来商品价格的改变。因此,如何寻求动态生活成本指数,应成为通胀的科学度量标杆。

  除了上述这些中 长期因素可能使得通胀回升的幅度超出市场预期之外,也看到一些短期的物价上升因素。最近各地有关水、电、煤气、出租车、成品油、食用油、蔬菜以及肉类涨价 的消息不断,这些因素会推高短期的通胀水平,也会提高人们的通胀预期。 (作者为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总第288期)

                     赵晋平:当前外贸政策应保持基本稳定

  2010年一季度,出口和进口双双强劲反弹,尤其是出口增长回升之快超出了预期。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外贸已经完全摆脱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外部环境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今后的走势有待观察,当前政策应当保持基本稳定。

    关于影响我国外部环境的不利因素,经济复苏的基础尚不稳固、贸易摩擦加剧和人民币升值压力上升等是早已形成的共识。除此之外,还应当注意到以下三个方面的 问题:一是当前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更多受到“再库存化”的拉动,这种效应可能是短期的。如美国经济2009年4季度环比增速达到5.9%,其中 3.9个百分点来自库存增加的贡献;日本2010年1月成品在库率指数比上年末提高1.1个百分点,预计1季度库存增长带动GDP增速提高0.1个百分 点;欧元区2009年下半年库存增加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0%,拉动GDP增长0.4个百分点。由于再库存化主要是对危机中库存削减部分的补充,带动 经济和市场需求增长的作用是短期的。

    二是依靠对美出口增长带动、提高在美市场份额的难度将明显上升。根据美方统计,2009年美国从全球进口同比减少26.0%。其中从中国进口下降 13.1%,所占份额比2008年提高了2.9个百分点。近十多年,我国在美进口份额变化具有以下特点:首先是累计提升幅度较大,1999~2009年期 间由8.0%提高到19.3%。其次是保持逐年上升趋势,每年达1个百分点左右,2009年升幅最大。最后是主要大宗商品进口份额高居国别第一,2009 年又明显提高,如电气机械占39.8%,上升2.9个百分点;纺织品达37.5%,提高4.2个百分点;杂项制品份额高达58.2%,提高1.1个百分 点。鉴于此,今后我国出口在美市场份额虽然仍有上升空间和潜力,但其经济和政治成本会明显提高。2010年及今后较长时期我国对美出口继续较快增长的难度 很大。这将对外贸总体形势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三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可能成为影响出口竞争力的长期性因素。在我国出口面临的诸多困难中,劳动力成本上升问题不仅对当前出口不利,而且有可能成为影响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长期性因素,尤其值得关注。

    长期来看,劳动力收入增长有助于提高消费率,促进结构调整和扩大内需。但同时会削弱我国的出口和引资竞争力,明显增加稳定外需,促进就业的难度。如果劳动力成本上升和高通胀、人民币升值的作用叠加在一起,对出口和整体经济的冲击将难以估量。

    综合以上因素,对2010年出口增长的预期不应盲目乐观。预计我国出口增长速度在2季度后将明显回落,全年可能达到10%~15%恢复性增长,超出危机前水平的可能性较小。

    基于上述判断,目前首先需要保持稳定外需政策的连续性和适度稳定性。涉及税收、利率和汇率等外贸调控工具的短期性政策近期不具备调整的条件,二三季度以 后,如果出口和进口继续保持较快“双增长”,并恢复到危机前规模,可适度淡出;对于出口退税、出口信用保险、贸易信贷担保和政策性贷款等机制性建设则应长 期坚持并逐步完善和加强。

    第二是要加快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按照欧方统计,2008年英、德、法、意等4国进口中来自中国的份额平均仅为6.7%,与美国市场相比,提高市场份额仍 然具有较大空间和潜力;应当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中,适当增加英镑和欧元在一揽子货币中的比重,以便提高双边汇率的相对稳定程度,有利于提升相互贸易的重要 性。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实力上升,加大对这些国家的市场开拓力度具有长期性战略意义。应尽快将更多具备条件的新兴国家列入跨境贸易本币结算的适用范围, 通过双边合作为企业创造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环境;同时将这些国家作为我国下一阶段商建自贸区的优先对象,提高双边合作的层次。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04月19日

                王小广:房价暴涨因投资需求比重过高 信贷过多

    高房价、房价上涨过快正在明显地扭曲经济社会结构----既影响老百姓住房这一最大的民生问题的解决,又严重威胁到中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这次房地产新政 与前三轮房地产调控的一个最大不同点在于抓住了房地产问题的本质,即推动此轮房价暴涨的根本原因是住房的投资性需求比重过高及信贷过多,调控政策重在抑制 不合理的投资需求,并从政府责任入手,应能取得显著效果。

    住房销售量的50%在10%最高收入者手中

    房价长期持续过快增长是住房的投资性需求比重过高及信贷过多联手推动的结果。因此要想抑制房价必须抑制投资性需求。近阶段的住房消费主要是靠投资驱动,而 不是消费驱动,住房消费存在严重的“投资化”倾向。通过对国家统计局的《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分析,我们发现了以下惊人的数据:2003年以 后,住房需求(销售量)的50%左右被10%的最高收入户购买,这些最高收入户不存在住房不足的问题,因此是一种纯粹投资或投机行为,20%以上高收入户 购买住房占比达近2/3,就10%的高收入家庭来讲,大多数也不存在住房不足的问题,因此,我国的住房市场投资或投机需求占比超过了50%,这是一个世界 上极少见的投机主导的住房市场。中等收入以下的60%家庭购房占比仅占15%左右,高房价使一般的居民被排斥在商品房市场之外,如此发展下去,通过商品房 来解决大多数住房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商品房的消费属性已居次要位置,让位于投资属性,这明显违背了房改及发展住房市场的初衷。房子不是用来住,而是用来 投机炒作,这是我国住房市场的最大问题。

    过量信贷推高房价

    2009年下半年以来的房价暴涨是信贷过多而引起的住房投资性需求的贪婪释放。2009年我国新增信贷规模达9.6万亿元,相当于过去2、3年的新增量, 远远超过GDP增长8%对信贷的需求。2001年至2008年8年间我国新增信贷20万亿元,同期新增GDP也是20万亿元(名义值),即1个信贷换1个 GDP,2009年我国仅新增GDP2.1万亿元,即4至5个信贷换1个GDP,信贷的效率很低,或者讲货币和信贷投放严重偏多。多出的货币和信贷绝大部 分都流入房地产市场。

    根据我2007年对流动性过剩问题的研究,在中国居民的投资或投机行为中,对房地产有93%的偏好,对股市和其他投资的偏好仅7%,因此,货币供应量和信 贷投放过多,主要是被房地产所吸收,而不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上升。我们估计2009年信贷过剩大致4万亿元,其中大多数都是流向房市,这才是今年房价惊天大 反转的根本原因。去年我到各地了解到,一些大企业并不缺乏资金,各种原因使他们接受贷款,结果是今天接受大笔贷款,明天就将这些资金委托相关金融机构(通 常可能是委托刚给其贷款的银行)投资理财,也有一些企业直接进入房地产市场,炒地炒房生财,大量的地王改换成国有大企业也就不足为怪。

    压缩信贷增量 高房价不治自愈

    这次新政把抑制投资性住房需求放在首位,切中了要害,我们估计将会取得以下明显效果:对投资性住房采取较严厉的信贷紧缩政策,将明显地增加投资者成本、减 少投资收益,抑制住房投资需求;更为重要的影响是由于这次中央调控的决心很大,如不见成效,将会继续加大力度,直到显见成效,因此,会显著地改变住房投资 的收益预期,使短炒的投机客加速退出市场,从而加速市场调整。同时,房地产商的投资投机预期也会相应改变。

    为了使此次房地产新政取得更好效果,我建议要继续适度压缩信贷新增量。今年计划的信贷新增量仍然偏多,如果今年GDP增长10%,再加上4%的GDP缩减 指数,那么今年GDP总量将是38.3万亿元,新增GDP4.8万亿元,对应的供给6万亿足够了,因此,可对预定的信贷计划进行适当调整,否则会减弱调控 成效。

  作者是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

    文章来源:中国证券报 2010-04-26

                       隆国强:牢牢把握危机中的战略机遇

   2010年的出口增长取决于两个基本因素,第一个是外需,也就是世界经济形势到底是什么样;第二个是中国的相对竞争力,就是在外需一定的情况下,中国的出口竞争力是强还是弱。

    关于外需。从2009年三季度开始,美国经济反弹非常强劲,应该说是超过了几乎所有经济学家的预测,折合年率大概是百分之三点几的增长率。四季度数据还没有公布,但是很多研究机构预测也不错。欧洲还是负增长,但是降幅也在收窄。如何判断未来趋势确实非常困难。

    三季度美国经济是因为什么反弹?40%左右的动力是来源于美国的经济政策,就是所谓的旧车换新车刺激了一部分消费,还有30%左右是补库存,也就是金融危 机来了以后库存下降,所以1、2月份主要是“去库存化”,库存水平降到一定低限的时候就要增加库存,拉动需求。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美元贬值导致美国贸易 逆差缩小。我们看到,刚刚公布的美国12月份失业率超过10%,就业状况并没有改善。超过10%的失业率,就是10个想工作的人里有一个没工作,当然剩下 的9个人也会掂量下一个下岗的会不会是我,即使没下岗也会努力把钱包捂紧一点,所以高失业率对消费需求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

    经济形势不好对投资需求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三、四季度美国经济的强劲反弹,它的驱动力实际上是一些政策性的、短期性的因素,还没有真正 走出困境,但是确实年初大家是非常悲观的,极个别的说是V型反弹,大部分人都讲U型,讲W型、L型的都有,现在看是呈现U型反弹。
    其实,非常重要的是,这场危机和以往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在危机过后西方的金融市场迅速稳定下来,资本市场迅速反弹。金融市场的稳定,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反 弹,对于恢复信心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大家觉得好像没事儿了,危机已经过去了,所以现在还有人说危机爆发以后是不是我们判断过于悲观了,但是深究背后原 因确实还是有问题,我们可能是应对非常得力,全世界主要经济体央行的行长携手干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事,就是当世界经济还处于通货紧缩的时候营造出了通货膨胀 的预期。在中国其实也是一样,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们一直是通货紧缩,11月份CPI转正了,通涨预期也很强烈,9月份总理在大连达沃斯论坛上第一次提到要 管理通货膨胀预期。这应该也是这场危机应对过程中一个成功的经验,通过货币政策来稳定消费者的预期,刺激消费,增强信心。到2010年我们再来看国际经济 形势,恐怕不会像三、四季度表现那么好,还会有一些波折。按照历史经验,一场大的金融动荡走出来不会一帆风顺,会有局部动荡、波折。现在主流的判断认 为,2010年的复苏之路会呈现出缓慢、曲折、波折。不管怎么说,2010年全球经济形势,特别是三大经济体的形势一定比2009年好,这是一个基本判 断。
    现在从出口角度考察,意味着2010年外部需求要好于2009年,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微观层面的佐证:从9月份开始,广东、江苏的一些城市的企业出口订单 增加非常快,甚至出现有订单不敢接,就是因为招不到工人。这也是当前出口企业抱怨最多的。年初从出口部门下岗的农民工95%以上又重新找到工作,找到工作 未必是在出口部门,可能找到更好的单位了。出口部门现在觉得很难找到合格的工人,他们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跟内地的技校达成实习协议等等,提前就业。但到 目前为止,如果到出口集中区去看,最突出的问题还是劳工问题,这应该说反映出国际市场的复苏。

    影响未来出口形势的第二个因素是中国相对的竞争力。决定相对竞争力有很多因素,总体来看取决于出口产品的性价比,就是说能不能提供质量好、更便宜的东西。 从全球来比我们确实有优势。危机爆发以后我们调查发现,很多跨国公司订单总量是减少的,减少以后会把它的订单集中在中国,对于中国公司来说订单是增加的, 可能把马来西亚、东欧的工厂关了,统一从中国生产。因为越出现危机和所谓产能过剩,意味着全球竞争越激烈,越激烈就越要有一个低成本有竞争力的地方。为了 做这些事,跨国公司在华分公司也好,所在地的地方政府也好,都做了很多工作。在苏州,地方政府干部陪着本地跨国公司管理人员到总部去游说,他们确实做了非 常细的工作,争取出口订单。

    再一个取决于汇率。汇率是个非常大的因素。美元在克林顿时代是走强的,IT泡沫破灭以后美元开始持续走弱,对欧元大概贬了一半,相当于2001年的一半。 危机爆发以后,美元在短短几个月里强劲升值,升了百分之二十几,事先没有人想到。美国是这场危机的发源地,但是危机爆发后美元反而变得强劲升值,为什么? 一方面是危机传染太快,全球金融市场都不安静,另一方面在非常恐慌的情绪下那些还没有赔掉的钱想找一个安全避险的地方,安全岛是美国的国债,所以就要先把 其他币种的资产转换成美元,才能去买美国的国债。危机稍微稳下来以后,美元又开始贬值,2009年3、4月份开始美元一路贬值,贬到11月份开始又有小幅 反弹,为什么反弹?就是迪拜破产,然后有希腊的传闻。所以在危机中,一旦有风险炒作的时候,大家又去找美元,找美国国债。美元汇率从中期看,大家的看法一 致,是看贬,但是在过程中,会有反复。人民币从2005年7月21日起名义汇率大概升值了18%左右,危机爆发以后,我们讲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也就 是保持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的稳定。实际上,危机爆发以后各主要货币的汇率波动非常大,而美元在反弹以后又开始贬值,这个过程中其实人民币兑美元在贬值。 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能跟我们竞争对手比,有的贬的多,有的贬的少,但是总体来看,人民币加权的名义汇率是在贬值,也就意味着有助于中国增强出口竞争力。 总体来看,2010年大家还会看贬美元,当然这里有很多不确定性,不排除反弹等等。最近温总理在会见欧盟领导人时讲,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是不公允的,总理 的表态是告诉大家,中国会继续实行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所谓稳定还是兑美元的稳定,所以如果美元走软,那2010年对我们出口竞争力还是会有所帮助的。

    除了这些因素以外,其实还有我们的应对措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5月27日,稳定外需的一揽子政策出台。回顾一下2008年8月1日开始,调整的第一个宏 观政策是从2008年8月开始上调出口退税率,而在2007年开始一直是下调出口退税率。也就是说,我们宏观政策的转向,第一项是外贸政策,那时候我们名 义出口增长率接近20%,根据我们的研究实际增长率降到3%左右,政府调整很及时。9月15日才出现雷曼兄弟破产、金融海啸,我们8月1日出口名义增长接 近20%时就已经政策转向了,温总理讲我们决策及时、出拳快、力度大,是有依据的。确实,与各国相比较我们政策调整是最快的。但是稳定外需一揽子政策出台 是最后的,就是到了2009年5月27日出来,包括扩大出口信用的覆盖范围,从上一年的300多亿美元提高到840亿美元,很多人都怀疑能不能做到,到 12月份已经完成930亿美元,我们的力度还是不错的。这些政策在过去一年里是起到作用的,2010年还会继续发生作用。

    总的来看,2010年出口会怎么样,还要考虑到2009年的基数,个人认为,应该是相当乐观。以一个最简单的办法计算,如果全年平均一个月达到1100亿 美元,和2009年比出口增长率就可以超过12%。有学者预计2010年出口形势依然很严峻,但是如果考虑2009年基数相当低的因素,2010年出口增 长率没有太多值得担忧的事。

    危机中蕴含战略机遇

    既然出口的增长率没有太多值得担忧的事,我们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没有近忧的时候应该远虑。想的稍微长远一点,这场危机还是提供了非常多的机会,刚刚爆发 的时候大家都在想怎么应对危机,但是危机已经基本稳定,这个时候其实要更多的去想这场危机到底有些什么好的机会、战略性的机会。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1929-1933年那场危机过后是前苏联抓住了机遇,在危机中引进了机器、设备、科学家等等,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第二次世界大战是 人类的悲剧,但是这场战争结束的时候获益最多的是美国人,我们现在讲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因为二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虽然经济总量上早就第一 了,但是全球的秩序还是以英国为中心,还是欧洲人说了算。但是这场战争结束以后,美国GDP占全球一半以上,战后大家捧着他做地球村的“村长”了,他就说 了算。所以所谓美元霸权,以及所有贸易秩序、金融秩序等等都是战后确定的,美国实际上是二次世界大战最大的受益者。

    目前这场危机号称百年不遇,应该也是导致全球格局出现大调整、大重组的一次。这里蕴含着什么机会?环顾全球谁能抓住这里面的机会?中国最有条件。这场危机 中国受冲击最小,外汇充裕、财政稳健、银行体系稳定、宏观经济快速反弹。从各方面来说,中国是最有条件抓住机遇的。那么中国到底有什么机遇,可能有以下几 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提高我们在全球市场份额的机遇。目前我们已经显示出了在发达市场的相对竞争力,在未来还有开拓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的机会,为什么这么说?我 想我们在发达市场进一步提高市场份额还有潜力,而且和日本当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当年日本和美国、欧洲是正面竞争,其出口结构和欧洲、美国的主导产业是一 致的,所以日本的贸易摩擦大的不得了,逼着他签广场协议等等。到目前为止,中国和那些发达经济体是互补的,分工合作的,正面竞争还相当少,尽管大家看到最 近出现很多贸易摩擦,但是真正的贸易摩擦所谓贸易战还没来,就是因为没有正面冲突,之所以会形成这种格局,这是过去30年全球化带来的变化,把劳动组装的 环节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特别转移到了中国,形成全球产业链,在当时的日本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在三大传统市场,我们还有潜力。但是也要看到,随着我们产业 出口结构的升级,我们在传统的三大市场贸易摩擦会越来越多,当你和他的主导产业正面竞争时,那时候才是真正中美贸易战到来的时候,这个趋势不可避免。

    第二,要高度重视开拓新兴市场。我们在发达市场接近20%的市场份额,但是我们在全球市场份额中只有8.9%,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占有 率非常低。为什么会这样?中国东西便宜,质量好,应该说发展中国家相对最喜欢了。为什么占发展中国家市场的份额不高?我也在想这个事,初步的结论是:我们 这些年能够大规模向三大市场出口,占那么高市场份额,不仅仅是中国低成本制造的功劳,我们还要看到在这三大市场成熟的市场体系和中国低成本制造的有机结合 形成了这个循环,而在新兴市场中国低成本制造当然存在,但是找不到跟你携手的分销系。这就是我们这些年为什么天天喊市场多元化推不动的原因。所以,开拓未 来新兴市场还要在分销体系上想办法。

    未来的新兴市场还会给我们带来出口结构升级的机会。这场危机爆发以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变化,新兴市场复苏相对较快,印度2009年预计增长 5.7%,2010年好像接近6.4%。新兴市场慢慢进入像中国20世纪80年代那种加速工业化的进程。工业化首先提出来的要求是基础设施建设,而中国恰 恰在基础设施方面有很强的竞争力。10年前我们在研究中国对外工程承包,中国建筑质量控制、水平、管理都被认可的,但是拿不到合同,人家不信任你,给你的 都是分包合同。但是这10年发生了重要变化,我们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可以拿到几百亿美元的大单,当然原因很复杂,有政治方面的、传统友好关系等等,但是也有 很大的变化,有一些大的工程承包公司已经建立了全球生意,已经有能力拿到总包合同。所以,即便在2009年全球这么灰暗的形势下,我国的国际工程承包还增 长30%。所谓“四外”(外经、外贸、外资、对外工程承包),增长最好的是对外工程承包。工程承包不仅赚钱了,更重要的是把我们建筑设备、成套设备带出 去,促进了出口结构的优化。所以开拓新兴市场是危机以后我们必须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机会,这对于我们提升出口结构,对于市场的多元化都是难得的机遇。

    第三,出口结构升级。一讲出口结构升级很多人想就是原来卖鞋、卖玩具,现在卖IT了就升级了。但是,要看到过去20年最大变化是形成全球产业价值链,我们 仔细看卖衣服和卖IT产品在中国干的都是一样的,甚至卖IT产品还不如卖衣服,有人说是“6+1”,其实就是所谓的“微笑曲线”,从设计、零部件生产、组 装、分销、总部经济、专业服务等等,还有品牌、渠道,也就是说不同的价值链。现在我们在全球背景下再来理解产业结构升级、产品结构升级,其本身应该是价值 链的升级,是中国在全球分工地位的体现。这场危机带来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我们的价值链要提升就需要有更多的研发、创新能力,需要有国际品牌,要有分销 渠道。这场危机最大的机会是让中国的企业可以走出去主动并购,以非常低的成本去并购海外的品牌、研发能力、高端的生产能力、渠道。比如,中航总公司购买奥 地利一个航空材料公司,吉利购买沃尔沃就是一个生动的事例。

    在这场危机后,我们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明显地提升,当然从国家层面上来看,中国在全球影响力在大幅度提升,原来八国峰会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中国就是 一个观察员,没有发言权。现在20国峰会取而代之。如果地球是一个地球村的话,我们进了“村委会”了,“村长”当然还是美国,还是村长说了算,但是进了村 委会就能表达你的意见。如果我们能把当年春秋战国的智慧用得好,我们在未来的全球治理改革中可能获得一些与我们国力更匹配一点的影响力,但是现在来看老祖 宗的智慧没有学会,还发扬的不好,我们所获得的影响力是低于我们在全球GDP的份额、贸易份额,这对于我们搞外交、搞外经的智慧确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 是确实也是一个机会。
    总的来看,后危机时代除了应对以外,更重要的恐怕要强调抓住这场危机带来的机遇,使得在危机真正过去以后我们的综合国力能够上一个或者几个大台阶,这可能 才对得起这场危机。我们说百年不遇的危机其实也是百年不遇的机遇,希望不要错失这个机遇,能够让中国的和平发展真正迈出大步伐。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部长

    文章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10年第2期

                左晓蕾:中国房地产市场不会重蹈日本覆辙

   对于中央政府针对趋于疯狂的楼价所出台的一系列严厉调控政策,现在有一种担心:中国因此会出现像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那样的危机,楼市、股市崩溃,如日中 天的经济增长戛然终止,失去整整“20年”。的确,这是个值得高度关注与警惕的问题。不过笔者认为,虽然世界各国频频出现以房地产泡沫破灭为特征的地区性 和全球性经济危机,但中国不是日本,不是泰国,也不是美国。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只要中国能从日本危机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调控就一定 会避免日本当年的许多错误,最终将理顺房地产市场的秩序,引导房地产市场软着陆,中国经济将更健康地持续发展。

    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初爆发的危机乃至后来十几年的经济衰退,是从楼市、股市泡沫的破灭开始的。历史背景是在广场协议压力下,日元大幅升值。升值造成出口 下降,经济下滑。日本央行大幅降低利率,通过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恢复增长。低利率刺激了信贷大规模流向楼市和股市,推动股市上涨4倍,东京、名古屋、大 板三大城市圈房价上涨近300%。东京曾号称“土地不败”,意思是日本人均土地可使用面积在世界各国中是最小之一,东京更甚,因此东京地价只会涨不会跌, 地价不断上涨推动房价不断上涨。当房价快速上涨3年以后,风险大幅度上升,政府开始加息,而累积加息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随即,神话破灭,东京股 市一年内从近40000点飞流直下至8000点,房价一路大跌。日本房地产协会的资料显示,直到2007年,日本房价水平仍大大低于1986年房价开始大 幅上涨时的水平。紧接着楼市、股市崩溃的,是超过2万家金融机构破产,日本大银行坏账剧增。在政府帮助下,日本大银行经历了超过十年的艰苦重组和整合,日 本经济因此几乎一蹶不振。

  现在,担心中央政府严厉调控政策的背后,就是认为中国的现况与当年的日本非常相似的观点。可事实上,现在的中国和20年前的日本有几个根本的不相似,特别是调控政策与调控时点的根本不同。

 首先,当今中国与日本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经济实力不一样。日本的泡沫是在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时开始形成和破灭的,中国的泡沫是在人均 GDP3000美元时开始形成,这个最根本的不同,决定了中国决不会、也不能犯日本同样的错误。中国付不起20年经济衰退的代价。对中国经济现状的实事求 是的评价,能使我们对房地产市场价格变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有更清醒的认识,会更注意采取平稳的、持续的经济发展战略,而不会去追求经济短期的非理性 快速增长。

  其次,日本政府当年的一系列政策,对于房地产泡沫以及整体泡沫经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日本政府签署广场协议,推动日元大幅 升值,日本央行降息刺激经济,缺乏对银行资金大规模流进股市的严格监管,房地产和股市崩溃后银行坏账大规模上升,银行和金融系统的崩溃最后导致经济的崩 溃。今天,中国政府对外坚持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对内在当前通胀预期不断增大的形势下,央行绝对不会降低利率。更重要的是,政府调控采取了最有效果的 政策,直接严格地限制银行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银行监管部门也采取了各种方式加强对银行房地产信贷的监管。减少银行资金对投机性行为的支持,就等于投机收 益的去杠杆化,对于遏制投机行为是最有效的。这些政策大大降低了银行的风险,也就降低了经济的系统风险。

  其三,调控时点完全不同。日本 央行是在房地产市场价格大幅上涨三年以后,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资金已经大规模涌进房地产市场,泡沫风险急剧膨胀后,才开始加息政策来调控的。此时,日 本央行加息,对于已形成的巨大的价格泡沫,无异于正式拉开经济危机的序幕。观察世界房地产泡沫经济暴发的过程,一般都是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三年左右,政府 政策开始调控,最后刺破泡沫引爆危机。日本20年前如此,泰国12年前如此,这次美国次贷引发的危机,也同样如此。

  而中国这次是在房地 产价格非理性上涨一年以后政策开始调控。换句话说,房地产的泡沫并没有被累积到一触即溃的程度。政策是给正在膨胀中的泡沫减少继续吹大的能量,以制止泡沫 在短期内继续大幅膨胀,降低房地产风险,也大大降低银行的风险和经济风险,恢复经济延续平稳增长的态势。从长期来说,房地产市场恢复正常秩序,房地产价格 就能按照规律,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随着收入不断上涨而呈现与收入水平相匹配的正常态势。

  从中国和日本情况的对比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两 国国情的不同;中国政府的政策没有出现日本政府那样助吹泡沫形成的政策失误;中国的调控已适时出手,没有像日本那样迟迟没有采取有效的调控措施,最后调控 行动变成了引爆危机。故而,只要切实落实房地产调控的各项措施,特别是落实各项信贷新政,以及严格保障性住房建设指标的落实,相信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一定能 够软着陆。 (作者系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文章来源:《上海证券报》2010-04-27

                       吴庆:宏观经济政策需要从长计议

    在一季度的经济数据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在货币政策趋于收缩的情况下出现的。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一季度的货币政策已趋于收缩。一季度 末,广义货币量(M2)余额同比增长22.5%。狭义货币量(M1)余额同比增长29.9%。尽管在两个层面上的货币供应量增长幅度仍然处于高位,但相比 上季度末,已经分别回落了5.2个百分点和2.4个百分点。

    进一步看,银行监管部门的贷款进度控制取得了良好效果。由于监管机构要求商业银行均匀放贷,今年一季度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2.6万亿元,仅略高于全年 计划7.5万亿元的三分之一。与之相比,去年一季度新增人民币贷款4.58万亿元,接近全年人民币贷款增量9.59万亿元的一半。如果商业银行的年度放款 总量目标不变,下半年将相对增加放款速度,因此下半年的流动性不会趋紧。这样的贷款进度安排有利于避免资产价格上半年大起、下半年大落。

    保持适度的流动性对于防止中国版的次债危机十分必要。从房地产市场的情况看,房地产开发商高度负债经营问题突出。在其总额为16250亿元资金来源中,来 自商业银行的贷款3674亿元、个人按揭贷款2193亿元,还有3749亿元定金和预收款。仅此三项合计,占开发商全部资金来源的60%。考虑到开发商还 有其他负债,其真实负债率还要更高。因此,一旦流动性趋紧、个别开发商资金链断裂,房地产行业就有可能发生与美国次债危机类似的事情。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是,进出口的快速恢复和3月份出现的经常项目逆差。一季度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4.1%,涨幅比上个季度提高34.9个百分点,恢复速度 略好于预期。特别是3月上旬经常项目出现了80多亿美元的逆差。但逆差在3月中下旬没有扩大,以至于3月全月逆差72.4亿美元。因此,短暂的贸易逆差并 不意味随着国际收支失衡状况已经改变,而人民币升值的国际收支压力只是暂时缓解。

    3月份的贸易逆差是在进出口迅速恢复的背景中出现的,是进口增长快于出口增长的结果。进口的快速增长不可能是消费习惯迅速改变、消费品进口跳跃式增长造成 的。逆差只可能来源于进口价格上涨和加工贸易部门存货增加。进口价格上涨将推动国内物价上涨,而加工贸易部门存货增加意味着未来几个月的出口交货将会有一 个迅速的增长。中国的经常项目收支经历一个完整的生产周期就有可能恢复到一个高额的顺差。这样,人民币升值压力将很快恢复,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还是会愈演 愈烈。

    第三个值得注意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6%,对一季度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10个百分点。显示4万 亿经济刺激计划效果还在延续。实际上,当前的高增长严重依赖于固定资产投资。从宏观层面上讲,高度依赖高投资增长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当经济刺激计划 终止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有一个显著下降。

    在社会保障安全网建立之前,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然而中国在出口导向型增长道路上已经走到了尽头。在中国经济成功实现发展模式转 变、走上新的增长道路之前,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是保增长的唯一手段。预计在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完成之后,中国政府还会继续延续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货 币政策。而这正是日本在80年代后期走过的道路。这条道路危机四伏。如果中国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太远,即使不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最终也有可能遭遇很多困 遏。

    现在,如果只看中国经济的近况,可能很好看。然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宏观经济政策还需要从长计议。如果不作改变,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空间将越来越小。因此,下更大决心改革、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走新的增长道路,才是长治久安的对策。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文章来源:《上海证券报》2010年04月22日

                          龚方雄:尽快整合中国钢企

   某些中国观察家预计,由于金融危机,中国钢铁生产商铁矿石价格谈判的议价能力将有所增强,这可能扭转中国钢铁生产商原材料成本不断上扬的趋势。

  现在,这种希望正在破灭。中国钢铁生产商可能面临更为糟糕的情况——不断飙升的进口铁矿石价格及因此带来的巨大的原材料成本压力。

  事实上,去年下半年以来,国际铁矿石价格大涨,进口铁矿石现货价格在过去5个月飙升80%,至187美元/吨 (根据mysteel.com),仅3月份一个月就上涨近36%。

  与此同时,来自长期协议矿价的压力增加,中方正和国际铁矿石供应商展开寸土必争的磋商。

  但最新动向显然对中国钢铁生产商不利,特别是在淡水河谷及必和必拓早已与日本钢铁生产商,在新的长期铁矿石合同谈判中锁定了90%-100%价格增长之后。

  雪上加霜的是,全球铁矿石生产商还在积极推进新的季度定价机制,(日本钢铁生产商已经接受了从4月1日开始生效的季度定价机制 )这可能将使中国钢铁生产商面临更多铁矿石价格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

  上述三个不利因素将大大压缩中国钢铁企业,特别是中小钢厂的利润空间, 还要特别考虑到中国钢铁行业在2009年超过60%的铁矿石进口依赖度。

  因此,我们要反思导致中国钢铁行业在国际铁矿石价格博弈中被动局面的原因:中国钢铁行业集中程度低,缺乏行业绝对领导者,在对外谈判时难以抱团形成合力,在国际市场上缺乏话语权由此导致谈判过程的举步维艰。

 最明显的例子是,尽管中国粗钢产量持续扩张,2001年-2009年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18%,远远高于全球粗钢3.8%的复合年均增长,但是中国钢铁 行业的集中度却相当低:中国2009年前十大钢厂共计生产粗钢量2.5亿吨,仅占全国产量(5.68亿吨)的44%, 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以上的前十大钢厂占比。

  与此相对应的是:全球前三大铁矿石生产巨头(必和必拓、力拓、巴西淡水河谷)年产量占全球铁矿石总产量的70%, 并且几乎控制了全球铁矿石海运市场的四分之三份额,不仅垄断程度非常高,而且在铁矿石谈判中自然形成寡头联盟。

 令情况更糟的是,尽管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核定的全国拥有铁矿石进口资格的企业为112家,其中钢厂72家、贸易商40家,由中国钢协统一代表谈判, 但实际却有近200家企业从事铁矿石进口,导致行业过于分散,处于无序状态,不仅长协矿和现货矿价差扩大,同时进口品种品质也在下降。

  由此可见,为提高中国钢企在铁矿石谈判中的话语权,有必要增强行业的集中度。这同时能够给钢铁企业带来明显的生产绩效提升。

  尽管中国的铁矿石需求很大,2009年达到4.71亿吨,但中国钢铁生产商当年生产的粗钢产品更多,达到5.68亿吨。这表明中国钢铁行业明显产能过剩。

  由于中国已经渡过了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中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经接近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工业化完成阶段的经验峰值,国内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而拖累行业盈利能力已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整合淘汰落后的产能已被中央政府提上日程。

  在国务院发布的《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政府要求国内排名前5位的钢铁企业的产能占全国产能的比例达到45%以上, 而目前宝钢、武钢、鞍本、河北钢铁、沙钢5大钢铁集团合计产钢1.65亿吨,仅占国内钢铁产量的29%。

  于是4月初,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了九大产业淘汰落后产能的具体目标,其中,对钢铁行业的要求是,2011年底前,淘汰400立方米及以下炼铁高炉,淘汰30吨及以下炼钢转炉、电炉。

  至于如何加快钢铁行业的整合,我的观点是,首先中央政府要加快制定具体的执行方针促使地方政府行动起来。

  作为整合对象的中小钢企大多为地方政府控制,没有地方政府的配合,行业的兼并重组将很困难。

  地方政府应以国家利益为重,适当牺牲短期地方利益去换取整个钢铁行业中长期的健康发展。

  此外,中央政府应同时建立钢铁行业重组整合基金,为因整合而导致的失业提供相应补贴,缓解失业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压力。

  作者为摩根大通中国投资银行副主席

文章来源:《财经》 2010年第9期

                  任志强:用计划经济方式调整房价很愚蠢

   试图用计划经济的方式和粮、肉价格控制的方式调整房价是一种愚蠢,换个思路,从市场化的角度出发也许才能达到目的。

    两会前后中央政府在抑制房价过快增长上连续出台了多项措施,但两会之后的天价地让市场发生了突变,特别是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广州等大城市都在两会之 后爆出了众多的“日光盘”。一手房与二手房同时出现了量价齐升的现象,引发了市场的再次升温以及媒体的热议。又一次引发了与2009年相似的争论,是小阳 春还是倒春寒,都在为未来的房价走势和政府拟出台的政策表示疑虑。

  一、二月份重点城市的销售下降,但全国出现了同比增长38.2%的总 量增长,由于去年同期的基数低,所以增幅极高。今年一、二月份的增幅虽然下降,但总量仍在增长并出现淡季不淡的现象。主要城市的销售下降在媒体的宣传中给 社会造成了一个房价在中央政策的打压之下可能下滑的假象,引发了一部分需求的观望。当两会之后,特别是市场爆出天价地王时,这些观望中的需求没有看到房价 的下降,反而看到的是CPI上涨的通胀预期加大,负利率让多数人重新回到了市场,于是需求再一次的显示出了巨大的威力,房价也在天价地和CPI上涨及货币 总量不减之下保持了再次的居高不下。

  核心的问题重回到供求关系上了,去年上半年虽然在保八的增长中,房地产的销售在各项政策的刺激之下 出现了回升和快速增长,但上半年并未增加开发投资和新开工量,今年的土地购置仍处于负18%的增长,开复工总量只在下半年才有所恢复,总的投资增幅仍远远 小于固定投资增幅。9—12月份甚至出现了投资绝对量的下降,因此半年之前就可以得出今年上半年会出现严重的供不应求的结论。

  去年下半 年才开始增长的新开工面积大多无法在今年的上半年变成可销售的商品房,没有捂盘也无法保证上半年的充分供应。但如果政策不做逆向调整,则会在去年的年底和 今年的上半年加大开工的意愿,大大的增加市场在下半年的供给量并在下半年年底和今年的上半年加大开工的意愿,大大的增加了市场在下半年的供给量并在下半年 缓解供不应求的局面,并在不断的供给增加中保持相对的稳定,缓解房价过快上涨的矛盾。

  但逆向调整的政策出台之后,就很难说投资的意愿是否能长期的保持,下半年和此后的供给是否能持续增加了,也许打压房价的同时也让投资的意愿被打了下去,用供给的增加缓解房价过快上涨的能力,再一次被抑制了,那么房价仍会在供求之间严重不平衡中蹦蹦跳跳。

  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本来就是根据价格这个信号来调节市场的供求关系的,但经济学的道理在国内非完全市场化的经济中似乎并不起作用。政府总是用看得见的并闲不住的手来拨弄价格信号,用调整和干预的手段让价格信号扭曲,引发着市场的波动。

 未来看不见的手已经在发挥作用了,天价地正说明市场在价格的信号作用下拼命的用增加供给的方式来满足市场的需要,但房子是个要有较长建设周期的产品,严 格的审批和准入制度的管理让市场的供给无法在瞬间反映出来,于是价格就会在这个尚未能用新供给缓解供求矛盾的空间中暴涨,价格就会回到平稳增长的水平。

 然后闲不住的手却无法忍受这种价格的信号作用,当上涨在供求平衡的施工周期中尚未达到充分供给时,政府就大动干戈,出台各种严厉措施,恨不得一天之内一 个政策出台就让价格跌下去。但市场却不是这样,价格的下跌要有个周期,这个周期与生产能力、加大供给相关的。当这个周期并未形成时,只会首先出现的是市场 化的观望与期待,出现销售的下降。但开发商手中有足够的资金时,并不会在短暂的观望期中首先降价,只有在资金链要发生断裂危险时,才会放弃利润而先保证现 金流的需求才会用降价的牺牲维持生存。

  但消费者却无法保持沉默,被抑制的需求只要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就一定会选择时机去释放的。两会过 后一个周期未形成民众没有看到价格在观望中下降,反而看到土地供给的稀缺和价格的上涨,他们再也不敢去冒这种观望的风险了。历史上每一次观望之后,观望者 都不得不在政策的无效中支付更高的成本与教训,让他们在两会之后冲入了市场,再次形成了报复性的量价齐升的增长,又一次让处于了政策两难选择的境地。

 每一次不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调整都美其名曰要抚平经济增长的波动,但每一次的结果都是引发更大的波动。这正在于市场的价格信号会在调控中扭曲,无法发挥 价格的真实信号作用,无法用价格信号调动投资与调节需求,而是依政策的风向左右摇摆。当政策信号违背了市场规律和周期性规律时,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就始终无 法靠价格来调节,始终处于供不应求之中。

  自2003年以来,这种多次的调控都是先抑制供给,当供给减少价格上涨时就抑制需求。在抑制需求中就减少了供给,供给减少了引起需求的恐慌,价格又再次的上涨。恶性循环发生了多次,也因此有了每次政策出台调控之后,总伴随着价格的上涨结果,此次也一样。

  给市场点自由调节的时间,对市场的经济规律给一定起码的尊重,那么就必须适度的容忍房价在周期性供给尚未发挥作用之前的上涨。

 鼓励和支持供给的增加时顺向调节的重点。一是,大量的增加商品房的供给,改变市场土地供给过度向保障性倾斜导致的土地严重稀缺的预期,让土地的价格上涨 减缓对房价上涨的冲击。二是,大量增加公开市场中的商品住宅供给量,用数量改变供不应求的局面和预期,让消费者打消供不应求和价格持续上涨的恐惧心理。三 是,政策明确社会住房保障的体系和范围,让穷人得到充分保障的同时,达到分离两类人群的效果。让应享受政府保障的人群不要挤入商品房市场,至少让他们能有 可靠的预期,能在一个时间段内得到保障。

  没有一个可以让市场发挥作用并充分扩大供给的周期就出台过度的打压政策,其结果会让在危机之后刚刚抬头的投资增长信心再一次受挫。当社会的重心转向了观望中央将预期出台更多严格的政策时,这种投资的减弱、供给的下降必然会给下一次的需求报复带来更大的冲击。

 国家统计局称,一季度企业景气指数高达132.9,连续四个季度位于景气区间;企业家信心指数增加,唯房地产业企业家信心指数回落,已充分显示了在政府 逆市调控的对政策措施下,房地产企业的投资意愿下降,对政策前景的信心回落,尤其是每次政策的出台都导致房地产股市的下跌。尽管年报、季报都充分显示了企 业的成长和真实效益的增长,但社会、股民对房地产政策的怀疑让企业的估值扭曲了,无法实现价值的发现。房地产企业的再融资不断在信贷政策和股市政策的变动 中撞墙或停滞,市场化在政策的监管和审批中也形成了扭曲,变成了行政干预的工具,不但给市场带来不确定性,也带动企业家信心指数的下降。

  市场中商品房的销售与价格双向上涨,本应是反映企业经营效益增加的,但对政策预期的担忧反而在量价齐升中加大了政策必然扭曲而加大调控力度和行政干预的必然性,让股民们对市场中股票的前景堪忧。

  如果这种对政策的担忧转变成了现实,必然出现的结果仍会是供求的减少、投资的下降,消费者只能在饥饿中饱受价格上涨的伤害,并让市场中的价格失控。

 最终能让消费者受益的不是短期性的暴跌暴涨,而是长期稳定的上涨;不是过客上涨的预期,不是政策忽左忽右的转向,而是对短期价格上涨的容忍。加大供给渡 过难关,寻求长期稳定的增长。在中国政府手中有粮、有肉可以用增加存储量的方式调节市场中的供求余短的情况下,库存可以解决生产周期性的矛盾。但中央政府 手中没有存储的大量住房,既不可能用中央存储的方式让房地产商品流动而补余缺,也不可能占用和浪费大量不可再生资源。因此只能用市场的生产周期来实现自我 调节,并保持供略过于求形成的价格平稳。但政府的土地财政压力和土地供给的短缺以及中央政府土地计划供给的稀缺性,都导致市场无法用自我调节的方式来达到 供略过于球的现状。这就给供给增加了更大的压力,在用政府行政和经济的多重手段进行限制供给增长的控制,无疑是火上浇油的一种调控。这样岂有房价平稳健康 的可能。

  试图用计划经济的方式和粮、肉价格控制的方式调整房价是一种愚蠢,换个思路,从市场化的角度出发也许才能达到目的。

 也许容忍高房价的增长会带来高层管理者们怕社会动乱的担忧,他们宁愿选择失去市场信心与经济增长的牺牲为代价,也要将房价打下去的政策路线。但如果是这 样,不是还会再来了一次更严重的报复性价格上涨吗?为什么就不能用长远一些的办法,彻底的消除这种恶性循环的基础条件,让市场的机制发挥一次作用呢?让供 求关系得到扭转和变化呢?

  这是对执政能力的考验,也是对市场经济坚定信心的考验。如果仍坚信计划经济或政府的干预力量,那么这种报复性的重复将会不断的继续。

(作者为华远集团总裁)

文章来源:搜狐博客 2010-04-19

                  张文魁:企业海外并购,“一慢二看三通过”

    中国企业从大规模出口到大规模海外并购可能需要经历一段较长的时间,提高整合成功率至关重要。

    目前,全球经济发展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企业正面临几十年难得的战略机遇,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机遇,大力促进中国企业的升级转型,使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未来几年里有一个明显的提高。

    从国际经验来看,企业海外并购的成功率非常低。对于政府而言,应该放宽政策,而对于企业而言,应该强化能力。企业在并购前,应该认真分析目标企业是否符合自己的战略需要,是否有可能产生战略协同,同时,应该认真思考自己是否真的具备对目标企业的调整能力。

    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情况

    过去几年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随着中国企业升级转型和国际化经营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海外投资包括绿地投资和并购投资等形 式,其中并购投资在近两年快速升温。特别是2008年以来,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对欧美等发达地区企业的冲击较大,中国企业纷纷进行海外并购,并引起了广泛关 注。

    总体来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和海外并购金额呈逐年递增趋势。
    2009年以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还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情况。除了走出去并购资源类企业之外,目前中国企业走出去并购发达国家企业的著名品牌以及技术 密集型企业的案例增长非常快。这些并购如果能够正常整合并产生协同效应,对于弥补中国企业在品牌和技术方面的短板,促进中国企业的升级转型,提高中国企业 的国际竞争力,将会大有裨益。

    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日益活跃,有一定的必然性

    首先,是由我国企业和发达国家企业的发展阶段决定的。

    在过去30年里,我国绝大多数企业基本实现了营业规模的快速扩张,不但在一些垄断领域出现了营业收入达千亿级的国有企业,即使在竞争性领域,也出现了营业收入达千亿级和五百亿级的企业,其中包括不少民营企业,而百亿级的企业则数不胜数。

    但是,企业规模的快速扩张也掩盖了一些深层问题,主要是多数企业的技术水平比较低下,品牌建设比较滞后,产品质量档次和附加值还比较低,渠道管理、供应链 管理比较落后。随着近两年宏观经济的调整,我国企业相应地从规模扩张阶段转入升级转型阶段。而发达国家企业则相反,它们多年来在技术创新、产品研发、品牌 建设、质量控制、供应链管理等方面都卓有成效,但它们一直面临着本土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因而深受规模瓶颈的困扰,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使 得需求不足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它们的营业规模扩大乃至营业规模的维持都遇到了问题。

    2008年以来,欧美发达地区不论是汽车整车及零部件企业,还是机械电子企业,以及日用品企业,都遭遇到了需求严重萎缩、产销急剧下降的问题,不少企业的 营业规模甚至逼近盈亏临界线。如果说它们以前非常注重价值升级,那么目前到了不得不注重营业规模的时候了。也就是说,它们暂时从价值升级阶段转入规模维持 阶段。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对海外企业的并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产生相得益彰的协同效应,对中国企业和发达国家企业都有好处。

    其次,与我国企业受到的资源约束有关。

    过去30年来,我国工业化不断加速,对矿产、能源等自然资源的消耗急剧膨胀。特别是加入WTO之后,我国日益成为国际制造基地,中国企业实际上在相当程度 上承担了为全球提供工业制成品的任务,这进一步增加了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但是,我国本身是一个资源贫乏国,因此,随着中国企业制造能力的迅速扩大,从海外 输入资源就显得日益迫切,而矿产资源等大宗商品市场价格的大幅上涨和剧烈波动促使了中国企业到海外并购资源类企业,以获得供应稳定、价格合理的资源。

    再次,也与我国外汇储备不断上升有关。

    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两万亿美元,购买美国国债和进行流动性资产的投资都不足以消化这些外汇储备,因此企业和政府都有积极性将一部分外汇储备用于海外并购。

    当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海外企业股价暴跌,进一步刺激了中国企业“抄底性”海外并购,但是,绝大部分海外并购都是由上述必然因素决定的。

    我们需要对并购后整合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深入分析

    但是,海外并购交易的完成只是第一步,而交易完成后的整合则非常漫长而且非常艰苦。衡量海外并购是否成功,并不是看并购交易是否能够完成,而是看完成交易 之后的数年内是否能够实现有效整合、平稳运行并实现赢利、提升价值,同时,要看是否能够实现预期目标,譬如说获得协同效应。

    从国际经验来看,海外并购的成功率非常低,日本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曾大举并购欧美企业,但是5年后的整合成功率只有30%左右。而且,日本企业从大规模 出口阶段进入到大规模海外并购阶段,经历了长达20年的时间。日本企业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处于大规模出口阶段,海外投资较少,海外投资金额一直在 50亿美元左右徘徊,到80年代初才迅速突破100亿美元,从而步入大规模海外投资阶段,到80年代末达到600多亿美元,其中多数是并购投资。韩国从大 规模出口到大规模海外并购,同样经历了大约20年的时间。韩国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为大规模出口阶段,进入本世纪以来才开始大规模海外投资。日 本和韩国企业对欧美企业并购后的整合非常困难,所以现在日韩企业更加亚洲化不是欧美化。

    中国企业从大规模出口到大规模海外并购可能也需要经历一段较长时间,而目前中国企业对并购后海外企业的整合效果并不乐观,我们需要对并购后整合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深入分析,从而趋利避害,提高整合成功率。

    并购中小企业比并购巨大企业更容易成功

    从过去几年已经完成的海外并购的效果来看,效果不佳和效果良好的情况都有。

    总体而言,对中小企业并购和进口替代性并购,整合成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而对巨大企业并购和出口导向型并购,整合成功的可能性就要小得多。中国企业的海外 并购,面临很大的整合困难,各种因素都有可能直接导致销售下滑和成本失控,而如果被并购方产品在并购后主要销售到中国市场,那么中国并购方就能够凭借自己 对中国市场的熟悉和对中国市场的掌控能力来防止销售下滑,甚至可能进一步扩大销售,从而弥补海外损失。

    是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巨大的需求潜力,以及中国企业植根于本土的各种能力,而不是海外市场需求和植根于海外的各种能力,帮助了中国企业对海外企业并购后 实现整合。也就是说,充分利用中国本土市场规模的优势来进行海外并购更容易成功。或者说,国外的技术品牌优势与中国的市场规模优势结合起来更容易使海外并 购获得成功。相反,以绕开贸易壁垒、进入海外市场为主要目的的海外并购并不容易成功,因为海外市场较难为我们所掌控。并购中小企业比并购巨大企业更容易成 功,因为巨大企业更加像一个独立王国,更加社会主义化。

    巨大企业一般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其控制权带有很大的独立性,即使中国企业通过并购实现了对这些企业的控股,但并不意味着中国企业能 够轻易实现对这些企业的控制,甚至无法更换管理层和董事会。这些巨大企业的公司治理一般严格按照公司法律和公司章程来构建,并且有可能对大股东的影响力设 置了各种限制,其商业运行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包括产品销售、定价以及战略合作等方面,并不一定能按大股东的意图行事。另外,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企 业,也非常社会主义化。一方面,这些企业的员工权益受到很好的保护,并且工会等职工团体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中国企业在并购后惯常使用的裁 员等手段很难推行。另一方面,巨大企业与政治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巨大企业的并购和整合不可能排除政治体系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巨大企业的事务就是 当地政府甚至国家的事务,对它们的并购和整合很可能会受到政治层面的干预。

    企业应该认真思考,自己是否真的具备对目标企业的调整能力

    我们认为,目前全球经济发展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企业正面临几十年难得的战略机遇,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机遇,大力促进中国企业的升级转型,使中国 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未来几年里有一个明显的提高。长期以来,我国十分重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目前仍然要坚持,并且要与时俱进地从过去利用海外商 品市场到现在进入海外并购市场、从过去利用海外自然资源到现在整合海外企业资源,从而实现升级转型。

    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企业有选择的海外并购能够较好地实现中国的市场规模优势与国外的技术品牌优势有机结合,既有利于中国企业,也有利于外国企业,可以实 现双赢。特别是民营企业,大多实行进取性海外并购,即更加注重获得和消化境外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知名品牌,更加注重掌握境外市场的营销网络和价值链条,非常 有利于中国企业的升级转型。相反,国有企业则更多地实行保守性并购,即比较注重自然资源的获得,这当然有利于弥补我国自然资源不足的短板,但相对而言,对 升级转型的意义并不是很大。

    从并购和整合成功的可能性来看,国有企业的并购对象一般是海外巨大企业,民营企业的并购对象一般是海外中小企业,根据我们的分析,后者整合成功的可能性比 前者要大得多。但是,国有企业如果并购海外的自然资源类企业,基本上都属于进口替代型海外并购,而民营企业并购海外拥有先进技术和知名品牌的制造类企业, 出口导向型并购的情况就更多一些,根据我们的分析,后者的整合难度比前者要高得多。因此,到底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的海外并购更容易成功,并不能一概而 论。需要注意的是,国有企业到海外并购自然资源类企业,很容易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质疑,他们会怀疑中国国有企业的政府背景,会担忧这些并购是中国政府意 欲控制全球资源的战略性行动,所以他们很容易抵制这类并购。总体而言,我们更加看好中国民营企业的海外并购。为了促进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海外并购, 政府部门应该进一步放宽政策,尽最大可能减少核准和审批,并实行更加宽松的外汇政策和金融政策,让企业根据自己的商业判断自主地开展海外并购。

    当然,从国际经验来看,企业海外并购的成功率非常低,中国企业绝对不能麻痹大意、盲目乐观。对于政府而言,应该放宽政策,而对于企业而言,应该强化能力。 这些能力并不是指购买能力,而是指并购前的分析能力和并购后的调整能力。企业在并购前,应该认真分析目标企业是否符合自己的战略需要,是否有可能产生战略 协同,同时应该认真思考自己是否真的具备对目标企业的调整能力,包括对管理层的调整、雇员的调整、产品线的调整、研发计划的调整、市场区域的调整、成本结 构的调整等等;在并购后,企业应该稳妥而又坚决地推行如上方面的调整,实现平稳过渡并获得协同效应。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导报》2010年04月20日


                  李彦宏:互联网更精彩的戏在“面向商业”

    中国互联网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很多人可能觉得说大局已定,但是这个判断跟我的判断是不一样的,可能有人还记得,在2008年年末的时候我曾经在很多场合 讲,我说中国互联网大幕才刚刚拉开,意思就是好戏还在后头,过去一两年大家可能才看了一半的戏,会有更多更精彩的戏在后头。

    中国互联网发展出了很多成功的公司。如果我们看一下互联网各个子产业,我们会发现过去十几年发展最好的这些行业,基本上都是跟用户相关的产业, 短信也好,游戏也好,即时通讯也好,尤其是挣钱的产品,基本上是靠用户在挣钱,但是互联网不仅仅是给用户使用,不仅仅是一个娱乐工具,同时也是一个给很多 人帮助的行业。这一点,中国的4亿网民绝大多数人在这点上认识还不是很清楚。中国几千万家企业对这点还不是认识很清楚。

    互联网如何帮助企业?从2008年开始先是西方爆发金融危机,后来导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使得很多企业家开始反思,我们整个中国企业家都在反思,如何能够 产生良性的经济高速发展。大家知道中国的GDP是主要由3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投资,一部分是出口,还有一部分是内需。最近几年为了拉动经济增长,其实国家 投了很多钱,但基本上都用于投资,特别是投资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很多人都很担心,建设了这么多基础设施,比如钢厂,钢材是卖出去了,但是等基础设施的建 设完成,不需要钢了,这些钢厂怎么 办?所以单纯地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是比较令人担忧的,或者说不是最健康的。出口方面,随着中国的劳动力上升,各方面因素的变化,其实也不是各级政府还有很多 的经济学家十分愿意看到的增长的领域。最后就是内需领域了,搜索基本上全部是拉动内需行业,百度30多万家客户都是面向内需的,也就是说我们对经济所做的 贡献,对经济的推动全部是内需方面,而这恰恰是中国经济最良性的增长。所以我觉得未来中国五年十年甚至十五年的发展,互联网面向商业去发展有太多的机会, 而在这点上搜索引擎起着非常关键和决定性的作用。

    搜索引擎大家都很熟悉,从产业链角度来讲,生态链环境角度来讲,搜索引擎最开放,百度也是最开放的一个体系。大家可以看到,在百度的这个体系里头,我们有 很多很多的利益相关者,我们有几亿的用户天天在使用百度,我们有30多万家客户,每天通过百度的平台来推广他们的产品和服务,我们还有我们的联 盟伙伴,30多万家联盟伙伴,网站也好,软件也好,百度通过他们投放广告,并且跟这些合作伙伴在收入上分成,我们2008年分了3个亿,2009年分了7 个亿,未来还会更多,几十万家联盟也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再往前推,中国几百万家中小网站的站长,其实也是我们的利益相关者,他们绝大多数外部流量可能 都是来自于百度。这些中小网站我们过去关注的比较少,因为百度也在快速的发展过程当中,过去我们的实力也没有那么强,我们每天专注于做产品、做技术,很多 时候不停的有人来问,比如站长来说我的网站被百度黑了,我的网站昨天被收录了一千页,为什么今天只有一百页了,为什么我前几天排在第一条,今天就排在第二 页了。以前我们顾不上,然而百度作为一个中国互联网最基本最核心的应用,而百度又是占有这么大的市场份额,我们觉得现在有责任逐步去解决这样的问题,让用 户最便捷的获取信息,也让站长,尤其是中小站长越来越了解如何跟百度打交道,如何让信息更快速更有效更公平的呈现给用户。

作者是百度董事长兼CEO

文章来源:中国企业家 (4月26日)

                   郭广昌:解决环境问题要靠民营企业

    从我个人对绿色这样一种考虑来说的话,我觉得去年对我来说,或者对于跟我一样的一些企业来说的话,首先是解决了一些问题,就是要不要往这个方向去做的问 题,今年的话,我相信更多的企业家、更多的政府官员在解决了要往哪个方向走的问题,我们应该找到途径该怎么样做的问题。

  今年从我自己这 个价值观来说解决了一个问题,绿色这个方向是肯定要做的,但是我们要找到哪些途径去做?这一年里面我就感觉,方方面面都在行动,把价值观变成行动,包括成 都提出来田园都市这种概念,它就是一种行动。包括那么多企业家,阿拉善也好、壹基金等等,都在做这些行动。对我来说,我作为这些行动的一分子,也在积极支 持。

  从复星角度来说,我这一年和我有关的话重点在推几个事情。第一个当然是复星集团本身,我们跟柳总一样,是做一些投资,所以我们把相 当一部分资金会投资到一些好的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些新的小的公司或者技术里面去。所以如果同样的回报率,我们会更加选择能够更绿色、更持续发展的一些企 业。

  我相信要达成一个共识,什么是对的比较容易的,但是要达到一个共识,找到一个途径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愿意投资给那些找到途径的 人,这些人才真正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在明年年会的时候,能不能多请一些虽然他公司很小,但是他说我找到一个方式,大家都在讨论说那个目标在哪里,而他说 我找到了很好的一些方式能够切实解决这个问题途径的人,能不能多请一些这些人。尤其我们分论坛,让他们跟资本对接、让他们跟政府对接,给他们一些角度和机 会。让复星在这方面做一些投资、多一些注意力。

  第二个,我们底下有钢铁,甚至有造纸行业,这些行业一定有污染的,只是污染多少的问题, 我到欧洲去看过,我也看到钢铁企业边上100米的地方,大家正在游泳,没有太多污染。大家也很放心。所以我就觉得,作为我来说,首先重要的是我们投资的企 业一定要提高绿色标准,通过创新来推动这方面工作。这一块我会一步一步提高。这两年我们在这方面投资上力度非常大,成果也非常显著的。

第三个,我觉得我非常感谢马云,还有王健林老总,支持我做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16家民营企业在上海有一个民营企业联合馆,这个民营企业联合馆的话,我们 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创业者让城市生活更美好。我非常同意张维迎教授、马云、柳总讲的,我相信人类的力量,我相信技术的力量,我相信我们应该往前走。我不觉 得我们回到以前有多么的好,我不觉得好像这个市场经济是造成污染的罪魁祸首,不是这样的,我相信进步的力量、创造的力量,我相信创业者的力量,我相信所有 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式还是要靠大家,靠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靠创业者这种活力来找到更好的方式和途径,什么东西也阻止不了人们想过更好生活品质的追求,什么 也阻止不了中国人更多的人希望拥有自己的房子、拥有自己的车子,我们要做的不是去遏制欲望,遏制欲望是应该的,但是我们应该找到更多的方式满足愿望的同时 少破坏我们的环境。靠谁?靠千千万万的创业者,靠创业者的活力,所以民营企业要展示的不是我们十六家企业的某个产品、某个品牌,我们要展示的是一种共同的 精神、创业者的精神。只有千千万万的创业者、这些中小企业一起共同努力,都想办法一起来做的话,我们的世界才更绿色、生活才更有品质。所以在这里再次邀请 大家共同在中国上海世博会上,大家一起去展示,我相信在座里面不少有好的创意、技术,尤其我们民企馆,16家企业搭这个民企馆对所有民营企业开放的,欢迎 大家来做主题日活动,这一天是属于你的,我们可以给你升旗,给你安排贵宾活动,来发展新的技术,尤其是环保技术。

  最后一点,最简单的, 生活方式我们要改变。包括从我们自己做起,当然我觉得没有必要刻意降低生活品质,在不降低生活品质的同时,我们能不能做更低碳生活呢?我跟马云找了一个方 式,我们觉得太极是很好的。我喜欢打高尔夫,我觉得高尔夫是一个很好的运动,但是它有局限性。但是打太极的话,更低碳,对锻炼身体也非常好。所以通过一个 生活方式改变,我们同时也有很好的生活品质,同时也很低碳,所以我们想更多的办法。所以今年年会我们已经看到更多人想办法找到途径,明年的时候是不是我们 给找到方法的人来讲如何更低碳。

(作者为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相关内容

发表评论
更多 网友评论30 条评论)
暂无评论


Copyright © 2012-2014 北京大学互联网行业研究与应用课题组 Inc. 保留所有权利。 Powered by 北京大学

页面耗时0.0769秒, 内存占用1.58 MB, 访问数据库14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