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文摘(第一百四十六期)

作者: admin 日期: 2014-03-11 16:38:50 人气: - 评论: 6

张承惠:我国2010年货币政策取向

    2009年我国货币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和挑战,实施了名为适度宽松实为扩张的货币政策,使得货币供应量和银行信贷出现 了跳跃式增长。货币供应量M1和M2增速自年初起逐月加快,到11月末,两者增速分别达到34.6%和29.7%,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四个货币供应量的增 长高峰。从信贷增长情况看,全年贷款余额达到40万亿,新增贷款达到9.59万亿元的历史高位,比上年多增4.69万亿,是2007年新增贷款3.64万 亿元的2.63倍。货币和信贷的高速增长,为保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但是也带来了通货膨胀预期上升、资产市场泡沫加速膨胀的负面作用。正 因为如此,从去年10月起,中央银行开始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稳步回收市场流动性。在货币市场操作和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停滞的双重作用下,2009年12 月货币供应量增速开始回落,M1和M2增速分别比上月回落了2.25和2.02个百分点,降至32.35%和27.68%。尽管如此,仍然比上年末分别高 出23.29和9.86个百分点。

    2010年我国货币政策面临的挑战

    与去年相比,2010年的货币形势更加复杂,货币政策操作面临着更大的挑战。这些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如何妥善处理好通胀压力与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关系。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个货币问题。由于2009年的货币高投放和信贷高增长,2009年11月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CPI由负转正,上升了0.6%,增速超出人们预期;12月通胀率进一步攀升至1.9%,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则首度由负转正;2010 年1月,CPI虽然上升幅度低于上年12月,为1.5%,但PPI却上升了4.3%,为去年以来首次超过CPI,表明通胀压力正在释放,工业品开始成为通 胀的推动因素,而且这种因素很可能会由于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的攀升①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趋势而得到强化。

    从M1、M2长期波动曲线和物价走势看,大体可以将货币政策分为四种类型:从紧(货币供应量增速小于15%)、稳健(15%~20%)、宽松 (20%~25%)和扩张(25%以上)。每当货币供应量增速进入宽松区间都会引起通胀率上升(有一个滞后期),进入扩张区间则会带来严重通胀,而且延续 的时间越长通胀率也越高。例如在1984年~1987年和1991年~1995年期间,M1和M2增速都超过了25%,在紧随其后的1988年~1989 年和1994年~1995年,便发生了17%以上的恶性通货膨胀。20世纪90年代初期扩张性货币政策延续了5年之久,由此导致CPI上升了24.1%, 为改革以来最高。

    1997年~2008年的12年间,M1和M2增长率大体围绕着15%的中位数上下波动,物价也因此而保持基本稳定。但是自2009年3月起,M2增速突 破25%,7月起M1增速突破25%、10月起突破30%,增速明显偏快,通胀压力继续上升。未来CPI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供应量高速增长延续 的时间。尽管近10年来资产市场的快速发展会分流部分多余货币,但如果货币供应量持续保持在25%~30%左右的高位,通胀率突破5%仍将难以避免。

    另一方面,目前尚不能断言世界经济已经走出金融危机影响,进入复苏周期。尽管在各国政府规模空前的金融救援或者经济刺激的措施下,世界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回 升,但2010年仍然存在诸多变数。高失业率、严重的产能过剩等问题造成全球实体经济复苏动力不足。债台高筑的美国为应对危机开动了印钞机,欧洲主权债务 危机此起彼伏。冰岛、拉脱维亚、爱尔兰、迪拜、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相继出问题。近期英国、比利时等此前被认为相对强健的国家也开始引起市场担心并造成国 际信贷市场和资产市场的波动。未来德国、英国等欧洲核心国家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债务危机的影响,前景尚不明确。这种状况,无疑对全球经济复苏十分不利。近 期欧洲某智库预测,今年第二季度全球体制性危机可能进一步恶化。一旦世界经济出现二次探底,率先恢复的中国经济势必会受到冲击。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方式尚未 根本转变,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资源资金大量投入的情况下,宽松的货币供给仍然是保证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抑制通胀与保证经济平稳增长可能 会成为两个相互冲突的政策目标。

    第二,如何调控资产市场,避免出现过大泡沫。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刺激经济,多个经济体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适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 全球资金流动性大增,大量资金流入亚洲新兴国家,刺激资产市场投资活动。在中国,2009年投放的巨量信贷有相当部分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这些资金或者已经 进入资产市场牟取短期收益,或者蛰伏在银行体系等待资产市场更好的投资时机。因此,2010年不仅通胀压力较大,而且资产市场也仍然存在着泡沫继续膨胀的 风险。

    2009年尽管信贷规模巨大,但上证指数一直在3000点左右徘徊,并没有因资金充裕而出现暴涨。虽然个别市场泡沫严重(创业板平均市盈率一度高达123 倍多),毕竟市场规模小而无碍大局。股市的稳定表明政府调控能力在提高,其主要手段,就是利用融资、再融资,对泡沫进行稀释。②因此,除非重大因素出现变 化,2010年股市应该不会出现大的泡沫,资产市场的风险仍然主要表现在房地产市场上。新年伊始,海南房地产市场在国务院公布《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 设发展的若干意见》之后即出现大量泡沫,房价一路飙升,甚至还出现了房价每天上涨1000元/平方米、一天几次变动价格的高温行情。目前在政府的强力调控 下,房地产市场开始趋稳,有些过热地区房价出现回调。但是一旦经济出现二次回落风险,需要房地产投资拉动经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打压泡沫的决心有可 能发生动摇。

    第三,如何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近期,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炒作再度升温,并得到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呼应。随着我国出口情况的改善,日本、部分亚洲国家要 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会加大。在某种程度上,人民币汇率正在演化成为政治问题。2月25日,美国参议院15位议员联合上书美国商务部,认为中国政府操纵人 民币汇率处于低位,以此在对外贸易中获利。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放言要与中国打贸易战,MIT商学院教授约翰逊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威胁要把中国操纵汇 率放入今年4月的财政部评估报告。华盛顿一家研究所甚至认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被低估了40%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也推波助澜,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 率贬值,并被严重低估,中国应使其汇率更具弹性。面对强大的外部压力,我国坚持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肯定会遇到一些经济贸易摩擦甚至其他报复性措施;如果 在一定程度上使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则有可能会带来新一轮热钱涌入和资产价格上涨。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看,货币升值通常会导致资产市场价格上涨。国外热钱的 升值预期,会吸引投机资金流入,从而推高股票和房地产市场价格。

    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与通货膨胀两者之间还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如果能够容忍一个较高的通胀率(例如5%~8%),就可以间接地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因为 巨额贸易顺差会因为出口商品价格的上升(相当于实际汇率上升)而减少。当然与直接升值相比,通胀率影响实际汇率的过程较长,有关因素也更加复杂。从目前情 况看,无论是让人民币升值还是保持汇率稳定,对中国来说都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总之,2010年中央银行将面临货币政策的两难处境:过紧可能影响经济复苏,过松则助长泡沫和难以抑制通胀。而且随着刺激政策对于经济复苏驱动力的逐步弱 化,如果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没有跟上,这种两难的局面将会更加凸显。因此,时机和力度的把握成为考验央行调控能力的关键因素。

    2010年货币政策取向和特点

    温家宝总理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0年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由此奠定了今年货币政策的基调。同去年相比,今年的货币政策取向应该是: 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加大对通胀预期的管理力度,适度回收流动性。同时要妥善应对各种挑战,强化金融风险管理。具体来说,货币政策操作应突出以下 特点:

    第一,从抑制通胀角度出发,货币政策应由侧重于“宽松”转向“适度”。尽管去年和今年货币政策的基调都是“适度宽松”,但重点应有明显不同。去年为保增长 而侧重于保证充足的货币供给、增加市场流动性;今年为防通胀,同时要继续夯实经济增长的基础,应更加注意政策的精细化操作,确保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针对 性,以实现既有效控制通胀预期,又防止经济出现较大波动的目标。为此,在货币供应总量上,一方面要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充裕,保证经济运行通畅;另一方面,要 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加息等调控工具,力争将过高的货币供应量降至20%上下,避免新增人民币贷款的过快增长和通胀压力的快速积聚。

    第二,信贷政策应更加注意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过去长期依靠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成本实现快速增长,并高度依赖国际市场 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已经不可持续,需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动产业升级。为此,信贷政策应更加注重“有保有压”,将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要严格控制向 “两高一低”行业和项目投放贷款,同时对于弱质产业和新兴产业,信贷政策的导向作用应进一步强化,鼓励和支持银行信贷向农业、中小企业、节能减排项目、高 新技术项目、海外投资活动、兼并重组等方面倾斜。

    第三,面对复杂形势,更要注意防范金融风险。一方面,要通过调整信贷结构,强化合规性管理,对银行体系的高风险环节实施有效监控;另一方面,对于可能出现的大规模资本跨境流动要加强跟踪和监控,多部门协同动作,打击以投机套利为目的的跨境热钱流动。

    第四,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加大外汇市场的波动幅度,更好地发挥市场在汇率决定过程中的作用,使人民币汇率能够在合理的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文章来源:国研视点 2010年04月20日


               张立群:中国经济尚未进入新一轮可持续增长轨道

    内需增速趋降

    从消费方面看,由于2009年就业和收入增长形势较好,一季度消费继续保持了旺盛势头,但实际增幅已略有降低。按照可比价格计算,2010年一季度消费实 际增长率较上年同期降低0.3个百分点。投资方面看,随着政府投资增量的减少,2010年一季度投资实际增长率有比较明显的下降。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一季 度投资实际增长率较上年同期降低10个百分点以上。综合看,随着政府投资增量的减少,一季度内需增速呈现下降趋势。

    外贸出口的强劲恢复是一季度经济增长率提高的主要原因

    一季度外贸出口同比增长28.7%,较上年同期提高48个百分点。按照外需对国内GDP的带动系数(研究分析表明,一般贸易出口100元(人民币,下 同),大约带动国内GDP生产70元,加工贸易出口100元,大约带动国内GDP生产30元,综合计算,出口100元带动国内GDP生产50元左右,外需 对GDP生产的带动系数约为0.5),依据出口增量(换算为人民币)计算,2010年一季度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44个百分点,而2009 年同期则为-3.35个百分点。二者比较,外需对GDP增长率的影响幅度超过6个百分点。相应地,2009年一季度内需增长对GDP的贡献率为9.45个 百分点,2010年一季度为8.46个百分点。数据分析表明,2010年一季度支持经济继续回升的主要因素是出口强劲恢复。

    我国经济尚未进入新一轮可持续增长轨道

    一季度经济指标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势头越来越好,增长率水平持续提高,似乎需要警惕的主要问题应该是过快升温了,而实际则不然。分析支持经济增长的需求因 素可以发现,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的基础还不稳固。一方面,未来出口增长继续保持一季度水平的可能性较小;另一方面,内需增长在较大程度上还依靠政府力量 支持,需求的自主增长能力还不够,由市场主导的需求增长能力还不强。在政府投资增量逐步减少时,一季度投资增幅出现明显下降,就是具体反映。这些问题表 明,我国经济还没有进入新一轮可持续增长轨道。

    宏观经济政策重点宜放在引导经济进入可持续增长轨道方面

    经济增长或者说社会再生产活动主要是自为的,由内在动力推动的。社会再生产活动是生产和需求相互衔接、相互推动的过程。生产提供产品,也形成就业和收入, 进而形成消费和投资需求。在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中,一方面产品供给数量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就业、收入和各类需求也不断增长,两个方面通过市场交换建立联系, 支持生产不断发展,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目前看,一方面需要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和加快推进城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在机制和政策完善基础 上,将以住、行改善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活动导入健康平稳可持续增长轨道;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增强国内企业面向产业发展的投资意愿和能力。为此需要继续实行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持市场消费、投资需求的进一步恢复,积极为政府力量退出创造条件,加快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的相互转换,将经济增长 尽快推入新一轮可持续的轨道。与此同时,更需要着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基于中长期目标奠定更高质量和效益的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础。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04月19日

                         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选择

   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虽然出现超预期反弹,但中国宏观经济依然处于“政策刺激反弹阶段“向“市场需求反弹阶段“的过渡期。这决定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应当以促进市场需求反弹,形成市场性的、自我循环、自我驱动的内生增长动力机制为目标。

  从总量来看,GDP同比增速逐季提升,呈现“V”型反弹的态势,但从环比增速来看,呈现“V”+“倒V”型,中国宏观经济并没有出现2个季度以上的持续加速局面,环比增速的波动表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刺激效应已经渡过其加速阶段,开始步入平稳增长阶段。

 从部门指标来看,工业增加值、企业利润、发电量、财政收入、PMI指数等指标的同比增速出现大幅度的提高,但一方面由于财政收入、发电量、贸易顺差以及 PMI指数等指标存在着结构性变异等因素,另一方面其总额水平依然处于历史较低水平。这些指标同比增速提升所反映的宏观经济状况与实际的宏观经济状况存在 偏差,宏观经济的反弹力度要小于这些数据的状况。

  从经济增长的因素来看,触底回升与超预期反弹的因素是多元的,既有内需扩张、存货调整 的因素,也有基数效应的因素。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依然来源于政策刺激性反弹和存货周期调整,市场性自发需求依然低迷,具有强烈的局部性和易变性,标志着经 济全面复苏的核心指标———“市场自我循环、自我驱动的内生增长动力机制”还远远没有形成。中国宏观经济处于“政策刺激性反弹阶段”向“市场需求反弹阶 段”的过渡阶段,具有强烈的结构不平衡性、动力不稳定性、增长要素缺少互动性等特点。

  从经济结构来看,经济下滑以及经济刺激的双重作用 使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出现了外需比重、重化工比重、东部比重以及单位GDP能耗等指标下降的重大变化,但这些变化大部分具有短暂性和过渡性的特点。中国重化 工业的率先反弹、下游产业和出口产业的持续低迷,意味着中国结构性问题将进一步凸显。

  在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流动性向实体经济参透性低下的双重力量作用下,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地产价格与房产价格同步提升的“正反馈机制”的形成,将使房地产复苏的可持续性受到挑战。

  在货币极度扩张、中国经济率先反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恢复性上涨等因素的作用下,中国通货膨胀预期抬头,在引领经济预期逆转的同时,给中国宏观经济复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虽然,由于基数效应、全球经济走出低谷等因素,自2009年第4季度起进出口同比增速将大幅度提高,但进口增速的反弹力度将明显超过出口反弹的速度,中国外需的形势依然较为严峻。

  延续2009年的宏观经济逻辑,2010年宏观经济很可能步入“进退两难“的局面,出现“双W轮动“的调整模式,面临多目标约束下的“政策有效组合困境”,从而导致2010年宏观经济虽将持续反弹,但存在后劲不足、市场需求依然低迷的问题。

  总体而言,2010年GDP全年增速将较2009年持续回升,但季度同比增速却与2009年相反,呈现出轻微的下滑趋势,呈现“倒V”型,全年增长速度预计将达到9.42%。

  在基数效应和政策调整的作用下,投资增速出现回落,但由于中长期投资项目的惯性等因素,2010年投资增速将在25.4%左右。

  受消费信心回升、消费刺激政策的持续、收入政策的改革以及收入绝对水平上台阶等因素的影响,2010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名义增速持续提升,将达到18.2%,但剔除价格因素之后,消费的实际增速较2009年有轻微回落。

  世界经济虽然提前摆脱了经济衰退,但复苏的道路依然漫长。这决定了2010年进出口增速将得到改善,但绝对水平依然较低,贸易总额同比增长11.3%,进口增长13.3%,出口增长12.2%,贸易顺差出现小幅回升。

  在经济复苏和货币投放的滞后效应的作用下,2010年全社会流动性依然充裕,预计2010年信贷总量将收缩至7.2—7.8万亿,狭义货币供应M1增速为17.2%,M2增速为18.3%。

  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2010年通货膨胀要低于2003~2004年的水平,估计CPI增速为2.4%,GDP平减指数为2.9%。2010年中国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问题,资产价格的高涨可能成为关注的重心。

 “以进为退“,保持中国较高的增长速度,在高速中“调结构“与“促改革“,在连续性中“谋退出“,可能是中国近期的最佳选择。2010年的宏观经济调控 应当相对弱化“结构目标“、”通胀目标“,强化“速度目标“。“以退为退“、”以稳促退“的策略将无法实现“经济全面复苏“与“宏观刺激政策顺利退出“的 二元目标。

  “以退为进”、“以稳为进”以及“以退为退”、“以稳促退”都可能使目前还没有形成“自我循环”、“自我增长”的市场性需求反弹被夭折。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还没有到退出的时刻。

 “以进为退”的本质并非是单纯保持目前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政府性反弹的持续或加速打下基础,而是要在保持政府刺激性需求相对稳定的基础上,财 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扶持市场性需求方面大规模进入,为市场性需求的复苏以及内生增长机制的形成打下基础。因此,未来货币政策应当进一步强化流动性对于实体 经济的渗透,而不是防止价格的复苏。未来的财政政策应当强化各种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工资形成机制的改革、民生工程的建设以及公共服务的建设,而不是进行 基础建设的投资。

  相对弱化“结构目标”、“通胀目标”,并非意味着这些目标不重要,而是要将“结构性目标”纳入到战略调整的高度,而不 是短期宏观调控的范畴;要将“通胀目标”纳入到经济复苏的总目标之下,使之成为从属性目标。同时,2010年没有出现明显通货膨胀的环境。这也决定了“弱 化通货膨胀目标”的合理性。

  2010年“以进为退“的具体宏观经济政策包括10个方面:

  1.对目前积极的财政政策和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行结构性调整,在保证其总体方向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改变刺激的着眼点。其中,财政政策应当以“促民生、建社保、改工资、稳投资”为目 标,货币政策应当以“促进流动性的渗透性、抑制资产价格高涨”为目标。因此,财政赤字在2010年财政收入上扬的前提下不宜减少,货币政策在维持M2和 M1正常增长的同时,新增信贷总量不少于7.2万亿。

  2.稳定目前各类在建项目的政府投资,对于地方新建项目和进一步的投资膨胀进行适度约束,防止2011—2012年地方政府财政恶化而带来大量的“烂尾工程”和进一步结构恶化的问题。经济适用房的政府投入必须加强和落实。

  3.民间投资的启动不能以资金保障和利率补贴为主,而是以行业开放以及准入调整为主;同时,约束大型国有企业在利润和资金高涨的状态下进一步进入一般竞争性领域,防止出现过度的“国进民退”。

 4.消费启动依赖于社会工程的建设和制度建设,而不是单纯一次性收入的增长。因此,2009年消费政策可以适度延续或局部扩张,不宜大规模、全方位进 行,因为过度的消费性政策刺激可能成为真正的市场性消费启动的障碍,使未来的退出带来不必要的波动或社会动荡。消费政策应当与民生工程、工资改革、社会保 障体系建设以及公共服务的完善相结合。

  5.应当以“投资杠杆率”控制为主、利率调控为辅,对2010年可能出现的资产价格暴涨进行制约,其中核心的工具包括银行资本充足率的适度提高、股票保证金交易限制、非保障性住房抵押贷款条件的提高、严格热钱流入以及差别化利率调整等。

  6.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是2010年的重点,供给放量依然是政策调整的落脚点,但关键在于土地供给和土地囤积的管理。

  7.虽然2010年通货膨胀问题应当弱化,但对于一些瓶颈产业的供应以及关键产品的价格变化依然要保持高度关注。

  8.热钱的大规模涌入是2010年汇率调整、资本市场管理必须关注的重点。
  9.贸易政策保持相对稳定,不宜进一步出台政策刺激出口的复苏,进口政策和对外投资政策应当保持积极的态势。

  10.结构性调整可以在战略上高调提出,但在短期宏观调控上不宜用劲过猛。“产能过剩”必须动态化处理,不宜过分依赖增量收缩和行政规划来解决周期性产能过剩问题。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

文章来源:《江南论坛》2010年02期

                     从“广场协议”看日元升值的教训及启示

    近年来,美国频频对我国人民币升值施压,设置贸易壁垒,提出对我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扩大内需等一系列要求。这种情况与上世纪80年代的日美关系有很大的相 似性。只是相对于日本,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力相对有限,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转轨国家,中美之间的不对称依赖程度不如当时的日美关系。但是日本80~90年代 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广场协议前后日美间的博弈及其之后日本经济“十年迷失”的教训,值得引起我们的警惕。

  一、80年代世界经济、金融不平衡中的日美政策协调

  广场协议并不是一次孤立事件,而只是80年代日美间一系列政策协调的组成部分,了解其问题的实质及世界性意义,需要对当时世界经济、金融不平衡的大背景有个认识。

 80年代初,美国里根政府实施减税、放松金融管制以及货币紧缩,导致居民消费大增、财政赤字快速增加和经常项目赤字的扩大。另一方面,日本执行严格的财 政预算管理(财政重建一直持续到1987年),成功应对第二次石油危机、企业竞争力提高等,导致日本贸易顺差大幅上升,尤其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上升得更 快。

  与此同时,日本贸易顺差又大量投资美国国债,1976年为1.97亿美元,1986年达到138亿美元。那几年美国国债发行收入中 30%~40%为日本资金。1984年底,日本的对外净资产为740亿美元,比1980年增加了约600亿美元,与同期的经常收入顺差670亿美元相当。 但是,日本对外总资产却增加了1800亿美元,其中,差额部分是由日本金融机构通过负债后再对外投资。相反,美国虽然对外净资产规模不断下降甚至为负数, 但资本项目顺差大幅增长,加大了对外投资。

  世界经济形成了实物与资金相互支撑的循环圈:日本为美国提供融资,进口日本的商品、服务,同时又通过自身的负债为美国对外投资需求提供资金支持。80年代日美之间的政策协调,就是在这个大循环基础上进行:

 面对美国以国际责任要求日本削减对美贸易顺差,日本采取“综合经济对策”应对,包括在一些特定行业实行“市场开放”,推行扩大内需的财政金融政策,调整 外汇市场。但由于大藏省在1983开始大力推行财政重建,对利用财政政策扩大需求极其谨慎。受制于物价压力,日本银行只是配合性的下调0.5个百分点法定 利率,其他部门都尽量避免使用市场开放政策。

  起初,美国认同强势美元政策,但认为因日元低估,导致日美贸易失衡。产生低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金融市场的封闭性(虽然日元的使用情况好于1978年日元汇率较高时期)。为此,设立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推动日本金融的自由化、对外开放和日元国际化。

  其后日本采取渐进的方式推动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日美贸易失衡仍持续扩大,美国开始与日本谈判具体市场的开放,并签订一系列的MOSS协议(即从单一产品的贸易谈判转向市场和行业)。

 其后强势美元损害了美国产业竞争力,美国转向弱势美元政策。美国通过广场协议进行外汇市场干预,实现美元币值有序下跌。为避免汇率调整失控,继续获得日 本资金支持,美国要求日、德配合美国实行低利率政策。同时,日本官方还通过各种渠道,引导民间资金继续持有不断贬值的美国国债。德国在经济复苏后主动加 息,引起美国市场动荡,产生1987年的股市大跌(“黑色星期一”),全球股市也出现了波动。此时,日本政府积极干预,帮助美国稳住金融市场并继续维持低 利率政策直至1989年5月。

  美元大幅贬值,日元大幅升值,给两国产业带来深刻变化,但对贸易失衡的调节作用仍不明显,日本经常收支顺 差仍不断攀升,进而美国又在经济结构失衡中寻找原因。美国以修改后的超级301条款,以“维护日本消费者”利益的姿态,试图改变日本的经济结构,鼓励美国 企业到日本发展,争取日美有相同的竞争条件。签订结构调整协议,要求日本扩大财政支出(美国认为如果增加民间投资,日本的供给能力会越发增长,进一步强化 日本的竞争力,经常顺差会越来越大),为促进土地利用而强化税制,修改《大规模店铺法》,改革流通体系,强化《垄断禁止法》,对排他性的交易惯例以及系列 交易加强监督,修正内销和外贸之间的价格差异等。

  在这期间,充满了大量的贸易摩擦和各种直接的贸易管制,并成为推动各种谈判的重要筹 码。虽然日美政策协调以削减贸易失衡为目标,但始终存在消除日本经济威胁的意图,贯穿着打压日本经济竞争力、开放日本市场的商业利益诉求。即使如此,所有 这些政策并没有直接实现贸易平衡目标,仅仅因日本经济10年低迷而有所缓解,仅仅是将不平衡结构逐步转移到东南亚地区。美国企业则因此赢得了宝贵时间,在 IT、计算机软件、金融、服务业等领域确立了全球竞争力。

  虽然当时的日本国内对日美顺差的原因、顺差能否靠政策来削减,以及是否必须由 顺差国来全部承担等理论问题存在争议,在签订结构调整协议期间,日本国内甚至出现“美国干预日本内政”的抗议,曾一度影响了日本的选举进程,但日美间交涉 的主题,仍是围绕削减顺差,隐藏着美国企业扩大经营的动机,结局是日本在汇率、利率等重大政策上又过于迁就美国的需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除了日美之 间特殊的政治、军事安全框架和历史渊源外,主要是:

  一是美国市场巨大,日本考虑到它可能给国内经济带来增长,不得不和它谈。两国经济之 间的相对重要程度是不同的。1985年日本对美国的进口需求仅占美国最终需求的0.61%,而美国对日本的进口需求则占到5.15%。从产业看,日本主要 产业对美国需求的依赖程度更高,都超过10%,汽车行业甚至达到19.1%。

  二是日本持有美元债权的积累,减轻了日本可能面临的外部风险。随着国力的强大,当时日本国民信心“膨胀”,日本精英想推动日本成为世界金融大国,愿意容忍日元升值,以使得日元与日本经济地位相符。在一定程度上也愿意加快推进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

  三是日本接受削减贸易顺差的目标,但80年代中后期致力于财政重建,经济结构调整和市场开放受到美国制约又较多,作为交换,接受日元升值。但日本对日元升值的市场影响、后果研究不充分,广场协议签订前后甚至没有对汇率升值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展开充分的论证。

  二、日本汇率升值的反思

  (一)汇率升值与经常项目顺差

 首先,经常项目顺差并不必然导致升值,反之亦然。广场协议前,虽然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和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美元汇率却大幅上升。相反,日本的经常项目顺 差持续扩大,日元却有所贬值。广场协议之后,日元持续升值。但在日本泡沫即将破灭前(1989~1990年),虽然日本央行在此期间甚至相对美国不断加 息,日元却有所贬值,后又持续升值,直至1995年。左右世界经济的力量,由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世界经济周期波动更多的受国际投机资金影响。在泡沫经 济的环境中,日本加息不但不会引起因利差而产生的热钱流入,反而会引起担心泡沫破灭而出现资金流出,产生汇率贬值。

  日元升值只是显著减 少了日本对美传统出口商品的数量。日本机械机器产品对美出口额,以日本最终收入的日元计算,1985~1992年间减少了50%,以美元计算,也减少了 10%。一次性加工商品以日元计减少了40%多,以美元计则有微小的增加。日本多数传统型出口产品最终不得不将自己的生产据点转移到亚洲。但日本80年代 以后出现的高技术、高性能产品对美出口数量,不论以美元计算还是日元计算,都有很大增加。而作为传统的、占日本对美出口额1/4的“汽车”行业,情况又有 所不同。日本汽车对美出口数量(含商用车),1986年为350万辆,之后逐年减少,1992年降到180万辆。这期间,日本汽车企业在美国当地生产的汽 车产量却由60万辆增加到了170万辆。虽然日本汽车的出口数量骤降,但出口额由于出口价格的上升,以美元计,1992竟比1985年增加了近20%。应 该说,日本以引导企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新需求、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等积极财政政策,是有必要的,而且也发挥了效果。正是日本较顺利地进行了结构调 整,从整体上看,汇率大幅升值对日本贸易顺差的影响有限。如果进一步考虑在此期间,日本大幅增加的对外投资取代了部分贸易顺差的减少,1991年开始更是 在美国敦促下,推行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和结构改革,增加了进口需求,则汇率升值对贸易顺差的总体影响更有限。

  日元升值还给日本带来紧缩压 力,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在泡沫时期,这与股市、地价上涨相互促进。但是泡沫破灭以后,通货紧缩效果(进口价格下降和汇兑损失)超过了放松管制来创造需求 的效果。汇率升值及泡沫破灭,导致海内外资产缩水,引致金融机构收缩信用,企业在盈利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仍不能扩大生产,日本陷入了债务紧缩的恶性循环之 中。

  (二)汇率升值与泡沫经济

  汇率升值意味着外部资金的流入,在国际社会充斥投机资金的时代,外部资金更倾向于流向非贸易部门,给资产价格上涨带来压力。但是否产生泡沫,取决于这些资金将被如何使用,最终取决于经济的发展阶段和金融环境。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日元出现过4次20%以上的快速升值,分别是1971~1972年,1978~1979年,1985~1986 年,1993~1995年,其中1971~1972年和1985~1986年的汇率升值产生了资产泡沫,但其他两次并没有带来资产泡沫。从国际上看,既有 汇率升值带来泡沫的案例,典型如我国台湾地区80年代的汇率升值,也有未产生泡沫的,如德国的长期升值。

  日本1985年的汇率升值之所以产生资产泡沫,除汇率外,主要是以下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日本经济内在的增长动力已在减缓。20世纪70年代初以后,日本经济已从高速增长向稳定增长过渡。广场协议前,日本又出现企业资金需求下降,社会资 金过剩,经济增长失去方向。此时,金融的扩张,成为企业利润的重要来源之一。在80年代早期,有7%的日本企业已将银行贷款减少到零,另有18%的企业将 银行贷款降到其全部资本的20%以下。到1985年,日本企业自有资本已经比生产设备投资多出1.2兆日元,企业扩大生产能力的动力已经不强。这时,本应 彻底放松管制,实施结构改革,促进民间的商业活动。但日本在应对减少贸易顺差的过程中,不愿开放国内市场,反而推动金融自由化,参与货币政策的多边整合, 并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制造国内需求。由于缺乏有效的、深层次的结构改革,只是通过股市、楼市制造了虚假繁荣。
  2.汇率升值前后金融自由化措 施不协调、不衔接。并且这种自由化主要停留在放松管制上,缺乏必要的微观主体改革和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措施配合。日本广场协议前后,在美国的压力下加快推进 金融自由化,放开外汇交易管制,逐步推动大额存单利率的自由化。利率不受限制的银行存款占全部存款的比例,从1985年底的15%增加到1990年底的 65.6%。金融自由化(使间接融资加速转变为直接融资,融资成本上升,资产运用收益下降,但资产扩张导致总利润增加)与财政重建(减少国债规模,使银行 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投资对象),压缩了金融机构的收益空间,加剧了金融机构间的放贷竞争,从而使得金融机构转向风险收益更高的领域。1986~1989年, 金融机构对制造业的贷款余额持续减少,对不动产的贷款大幅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从1984年的105万亿日元增加到1989年末的247万亿日元,对大 企业的贷款才增加不到3万亿日元。特别是不列入监管视野之内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在80年代迅速发展。而当时欧洲日元债券市场管制的放松,使得日本的金融机构 与企业在此国际市场又可大量低息融资,国内运用。在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政策的支持下,日本企业开始从实业转向金融投机,一般企业具备了部分金融特性,企业也 从事大量的信托基金等金融性投资。在70年代后期,日本企业金融资产与负债增长之比约为40%,但在1985年该比例达到87%,1986年更是超过 100%。

  3.持续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日本政府为了避免持有的大量美国资产贬值、支持美元发行,日本在过长的时间内将利率维持在低水平 上,即使在经济已明显复苏后仍是如此。在产生资产泡沫的两次汇率升值中,日本政府都是在日元迅速升值时采取了扩张型金融政策加扩张型财政政策组合。相反, 在1978~1979年,同样是日元迅速升值,政府采取了同样的扩张型财政政策,但货币供应是紧缩的,不断提高利率,日本经济就没有出现泡沫。为了防止汇 率过度升值和给国内企业造成过度紧缩,日本采取低利率政策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为了支持国际资金循环,刻意长时间保持低利率,则会导致经济的泡沫化。德国在 广场协议后也降低利率,但当经济复苏时却果断加息,因此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泡沫。

  英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后发生的泡沫危机,与80年 代的日本泡沫危机相似,其成因:(1)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2)采用“新金融调节方式”基础上实施新的金融政策,改变金融制度;(3)出 现了一批被称为“二级银行”的金融机构,这类金融机构游离于金融当局的监管、管制之外;(4)企业的多空套利交易盛行;(5)流向不动产的贷款资金比重加 大。

  可见,当经济增长动力减弱时,宽松的政策(包括财政、货币和金融政策,特别是宽松的货币金融手段),容易引发泡沫。而汇率升值后的政策搭配,对保持宏观经济平稳,尤其是防止出现泡沫,具有重要意义。

  三、对我国政策选择的启示

  (一)世界经济不平衡有深刻的国际经济、结构和制度的背景,仅是一国的某些政策无法根本扭转

 不论是在第一次全球化时期,还是这一轮全球化,都出现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一定范围内的不平衡是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和结构不同的反应,是全球化趋势加快的 反应。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不平衡本身,而在于不平衡过于庞大。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和“中心货币”国家的货币、财政等宏观政策过于 宽松、金融监管过于松懈。因此,要从根本上调整这种不平衡,应加快改善相关国家的经济结构,同时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入手,约束中心货币国家的宏观政策和金 融监管。而国家间宏观政策的协调,包括汇率、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协调,仅有助于在一定时期内暂时缓解世界经济不平衡的程度,但对此不能寄予过高的期望。

  (二)应从实体经济需要出发,辩证对待升值要求

 当本国劳动生产率持续高于外国时,应主动引导反映经济基本面的汇率升值。但当主要是金融因素导致汇率升值要求时,特别是在国内实体经济内在增长动力不足 时,要特别谨慎。汇率升值应与培育经济内在增长动力的经济结构改革等措施相配合。通过升值,要发挥能使资源顺畅流动且经济内部生产效率较快提高的作用。否 则,如果汇率升值在破坏原有生产能力的同时,没能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只能导致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和资产泡沫的产生。日本70年代、80年代的两次升 值,都使得日本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在下降。我国当前的汇率升值压力,有劳动生产率提高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是美国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与世界动荡所致,金融性因 素明显。有鉴于此,我国可考虑在保持汇率对美元相对稳定的前提下,重新回到美国危机前汇率适度波动的区间。

  (三)应注重宏观政策与改革措施之间的合理搭配

 改革措施和宏观政策的搭配不恰当,是日本产生泡沫经济的重要宏观原因。为应对币值升值压力,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为市场寻找新的需求、技术创新和对外投 资等提供支持,但不能过于寄托宽松的货币政策手段,提供虚假的需求刺激。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同时必须严格审慎监管,防止杠杆率过大,是避免金融过度扩张 的重要手段。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 夏斌 陈道富
文章来源:国研视点 2010年4月16日

                      许小年:完善中小企业产权保护制度

    我们都知道人生来是要死的,企业也是一样,如果现在这个世界全是老年人的话,人类就没有办法向前发展了。新生企业的不断产生,才使我们的经济充满了活力。新生企业不断产生,意味着有一些老企业不可避免要关掉。

    在这种自然生死面前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哪一天什么地方死了几个人,你说你下个命令不许死?这个企业已经是产品技术不对路了,在市场竞争面前生存不下去了,你命令它不许死?

    当然企业倒了,会引起社会上的疼痛,成本就是失业,这时候就该政府负起责任了,政府要把失业保障搞好。但是我们的政府不做失业保障,而是命令企业不许死,这是把政府的职责推给企业。

    经济形势是永远在不断变化的。在这个变化中,谁能够跟得上变化,谁能够及时调整自己的经营战略,谁就能活下去。但是不可避免有一批人有一批企业,它因为无法很快调整自己而倒下去了,在这个意义上讲是正常的。
    这么长的时间,我们也看到关门倒闭的大都是中小企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进行差异化竞争,所以抗击风险的能力非常低。利润也非常薄,你做的事情我也能 做,比如外国订单来了,都得压价。你如果不压,别人也要压。再加上同质化的技术,使得中国的中小企业没有定价能力,利润率薄到了个位数。如果,原材料价格 上涨10%,企业马上就倒了;劳动力成本涨10%,企业又要倒;或者人民币升值10%,它又活不下去了。

    并不是说所有的中小企业都无法抗击风险,我们在欧洲看到很多中小企业,它可以持续一百多年,为什么呢?瑞士表可以做多长时间,有的长达数百年,这可都是小手工作坊发展起来的呀!

    为什么它可以经久不衰?因为这样质量的表,只能在我这儿买到,因此我就有一定程度的市场定价能力。原材料价格一涨,就跟我的客户说:对不起,我的原材料涨了,我得提价。你只得让他提啊,因为你喜欢的表只有在这才能买到。

    但在中国,有很多民营企业家说,我为什么要做研发?我做研发开发出一款产品,推出市场,明天就满街水货,水货的价格是我的1/5,你说我降不降价?我不降价卖不出去,成本没有办法回收。所以我就做点短平快的项目算了,没有什么长期打算。

    这反映出什么问题?

    市场经济离不开制度支持,离不开产权的法律保护,离不开全社会对产权的尊重。保护产权的意识,不仅是政府的事情,而且跟全体国民有关,政府对产权保护不到 位,这是它的失职。我们的法律体系大家都知道,大家不愿意打官司,知识产权如果有纠纷,谁都知道法院怎么判,所以都不愿意去,因为成本可能搞了一大堆,花 了很多钱,最终还得不到一个公正的结果。

    而这种对于产权的侵犯,在我们社会上也没有形成声讨的局面。我记得鲁迅小说《孔乙己》里讲,“秀才窃书不算偷”。这是为什么?他好学,偷圣人之书,所以偷 一本书不叫偷。没有把产权摆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了一个其他更高的目标而侵犯别人的产权居然可以说得过去,这就是中国的孔乙己。而要建设一个完善的市 场经济体系,未来我们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作者为中国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教授、美国加州大学经济学博士

文章来源:《商界•中国》2010年第1期

                尹中立:新一轮调控有新意 效果值得期待

   2009年12月14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专门研究房地产调控政策,12月18日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等五个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出让收支管理 的通知》,随后于2010年1月10日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简称“国十一条”)。这些政策的密集出台标志 着新一轮房地产调控序幕正迅速拉开。但市场的反应似乎并不十分强烈,不少人认为:2005年的“国八条”和2006年的“国六条”都没有使房价出现明显回 落,此次“国十一条”也不会起到什么作用。但笔者认为,此次房地产调控有不少新意,其效果值得期待。

  调控政策的出台有些超预期

  在此时出台房地产调控政策是相当超预期的,因为:

 (1)此前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并没有对房地产市场调控有什么提前明示,甚至连暗示的话都没有。经济工作会议是为2010年的经济工作做总体安 排,在经济工作会议上没有提及对房地产的调控,市场预期中央不会对房地产市场采取调控措施,因此,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一公布,地产股出现明显上涨。

  (2)从过去的房地产经验看,政策的出台一般都在三月份两会之后,2005年、2006年及2007年的房地产调控都是在三月份之后出台的,在年末出台房地产调控政策还是第一次。

  为什么房地产调控政策会不期而至?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
 其一是迪拜世界债务违约事件。该事件发生的时间正好在我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夕,但经济工作会议的基调是在之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定的,在中央政治局确 定2010年经济政策时,迪拜世界的债务违约事件还没有发生,因此,迪拜世界事件对决策的影响没有反映在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里。细心的人会发现,就在迪拜 危机爆发期间,温家宝总理在上海考察时说过“要抑制房地产的投机”,但因为该事件来得突然,其影响没有体现在经济工作会议的文件里。

  迪 拜世界公司的债务违约事件为什么对我国的经济决策产生如此大的影响?道理并不复杂,迪拜的表面繁荣主要依靠房地产与金融,资金是靠借来的,简单来说就是靠 借钱来大肆投资制造了经济泡沫,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打击下,借钱成为一件难事,于是资金链出现断裂,维持泡沫膨胀的游戏就会嘎然而止。相比之下,迪拜借的钱 数量并不十分庞大,只是1000多亿美金而已,而我国的不少城市借钱的规模远远超过迪拜,2009年近10万亿的贷款中有6万亿贷给了地方政府的融资平 台,这些融资平台和迪拜世界实际上是性质类似的公司,按照当前的财政收入水平,我国不少城市的地方财政负债风险与迪拜世界实际是非常类似的。就在迪拜世界 债务违约事件爆发之前,我国已经开始对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进行控制。迪拜事件使我国的决策者对地方财政风险的警觉程度进一步提高。

 其二是去年11月份房价上涨数据过快。去年12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1月份主要经济数据,从全国的平均数据看,11月房价环比上涨了1.2%,年 涨幅接近15%,个别城市的环比涨幅超过2%,年涨幅超过25%。从笔者的实际考察看,北京不少楼盘的价格在11月份环比涨幅应该在10%左右,年涨幅超 过100%。面对房价如此迅猛的上涨,决策者当然坐不住了。

  此番调控有新意

  新意之一:以前的调控主要注重抑制住房需求,这次调控在抑制住房需求的同时,积极增加住房供给,进行双向调节

 以前的几次抑制性房地产调控过程中,都是从抑制需求人手,如:对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实行有差别的税收政策和房地产金融政策等,但在抑制需求的同时也控 制供给的增加,通常的手段是控制土地和信贷“两个闸门”。在供不应求的格局下,压缩供给的结果当然是价格的继续上涨。这就是2005年~2007年间房价 越调越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之所以在2005年~2007年间的房地产调控要控制住房供给的增长,有其特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当时的背景是经济过热,必须控制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压缩房地产投资是宏观调控的总体要求。

 本次房地产调控的背景与前几年有较大的差异,宏观经济不存在过热的问题,政府调控房价就可以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着手,可以在增加供给(增加普通住房的供 给)的同时抑制需求的膨胀(实行差别化的信贷政策)。因此,当前政府控制房价的手段和方法比以前更加丰富。因此,我们看到这次文件将“增加保障性住房和普 通商品住房有效供给”列为第一条。

  笔者相信,只要这些措施基本得到落实,控制房价的效果一定会比以前几次房地产调控要好。

  新意之二:更注重房地产市场的长期制度建设

  在去年底总理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就明确提出,要出台长期性的政策来确保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从这次文件看,有不少新的提法,这些新的提法都与房地产的长期政策有关。如:

 第一次提出“要适当加大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力度,扩大经济适用住房供应范围。商品住房价格过高、上涨过快的城市,要切实增加限价商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 公共租赁住房供应”。按照笔者的理解,这不是权宜之计,它表明社会上一直呼声很高的“二次房改”的提议的部分内容已经被政府采纳,这表明中央在住房制度上 有重大调整。

  第一次提出“要加快研究完善住房税收政策,引导居民树立合理、节约的住房消费观念”。显然,社会上广泛关注的物业税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离正式出台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第一次提出“有关部门要加强对信贷资金流向和跨境投融资活动的监控,防范信贷资金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防止境外‘热钱’;冲击我国市场”。这是针对当前 国际金融市场的新情况采取的措施。自2008年底全球采取刺激措施以来,大多数国家的利率都处在很低的水平,国际资本到处寻找投资机会,中国的经济增长一 枝独秀,我国的房地产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关注的焦点,因此,提出防止“热钱”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冲击。

  但什么是“防范信贷资金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如何防止“境外‘热钱’冲击我国市场”?文件并没有说明,估计日后有关部门应该有进一步的规定出台。

  房地产调控的难题

 但本轮房地产调控同样有制肘,主要表现在对经济增长的担忧上。如果房价出现下跌,则开发商投资的积极性迅速下降,刚刚恢复的房地产投资会立即出现下降。 另外,房地产市场的不景气还会导致地方财政风险的提前暴露,进一步会使商业银行产生惜贷的情绪。刺激内需的政策会付之东流,经济增长会出现二次探底。

  因此,如果说2008年前的房地产调控是缺少手段的话,那么如今的房地产调控需要超常的胆识和勇气,如何在控制房价与保持投资增长之间找到平衡是这轮房地产调控的最大难题。

 为了保增长,我们必须依赖投资的增长,而投资中,房地产市场占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从投资总量看,房地产只占20%左右,但房地产的产业带动作用强,如 果房地产行业不景气,则钢铁、水泥、建材、家电等行业的销售就立即出现困难。房地产行业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的龙头。尤其在扩大内需的经济刺激政策推出之 后,我国经济增长将更加依赖房地产投资的增长,因为出口即使复苏也难以达到2008年前的高增长。

  在房价已经偏高的情况下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有可能导致价格的较大幅度下跌,市场重新进入买卖博弈状态,房地产投资则重回低迷的状态。

 从市场运行的角度看,开发商与买房者之间永远是博弈关系。当房子好卖时,开发商就会涨价,房子不好卖时就选择降价,其行为无可厚非,但从政府的角度看, 市场的博弈行为往往会浪费很多时间,因为开发商从涨价到降价的行为调整需要较长时间的观察、分析,而买房者往往是倾向于买涨不买跌,当开发商感觉价格过高 而重新开始降价时,买房者就会再次产生观望情绪,市场重新出现僵局。现在的情况是:买房者看到国家的政策出台,开始观望,等待房价下降;而开发商有 2009年的销售收入做后盾,有足够的底气不降价。于是,交易量开始迅速下降,但价格并没有松动。估计要等到开发商感觉有资金压力的时候,才打破僵局,时 间至少要持续一、二个季度。

  当然,中央也充分估计到上述情况,在政策的安排上希望通过扩大保障型住房建设的规模来弥补商品住宅开发的下 滑,但这需要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需要财税体系的合理改革与安排。笔者注意到,在1月10日出台“国十一条”之前,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了有关财税体系改革 的讲座,而且总书记专门阐述了要改革目前的财税体系,使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对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副主任尹中立)

文章来源:《住宅与房地产》2010年03期

                             李嘉诚:正直赚钱是最好

    首先,回顾一下我与长和系的发展里程碑。我是在1940年因战乱随家人从内地来香港,不久日军也到香港,我便没有机会到正规学校念书。到1943年,父亲 因病去世,我因是老大便肩负起家庭重担。1950年,我创立自己的公司长江塑胶厂。取名“长江”是我希望广纳人才,像长江不择细流,浩瀚千里。到1971 年成立长江地产有限公司,一年后改名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并上市。1979年,我从汇丰银行收购英资“和记黄埔集团”22.4%的股份,开始跨国经营。 至今,集团业务已遍布42个国家和地区,雇员人数逾18万。
当年,我事业刚起步的时候,除了我个人赤手空拳,我没有比其它竞争对手更优越的条件,其中包括资金、人脉、市场等等。

  时机背后是知己知彼

  很多人常常有一个误解,以为我们公司快速扩展与垄断市场有关,其实我的公司跟一般小公司一样,都是在不断竞争中成长。当我们进入不同行业时,市场内已经存在比我们更强的竞争对手,并且由它们担当主导角色。那么,老五老六究竟是如何变成第一第二?

  很多关于我的报道都说我懂得抓住时机,那么时机的背后又是什么呢?我认为,抓住时机首先要掌握准确的最新资讯,而能否掌握时机是看你能否在适当的时候发力,走在竞争对手之前。时机的背后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知己知彼。

  作任何决定之前,我们要弄清自己的条件,然后才知道自己有什么选择。我们要和对手相比,知道自己的优点与缺点。尤其,我们更要看到对手的长处。人们经常花很多时间去发掘对手的缺点,其实看对手的长处更为重要。
  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原来在英国投资了单向移动电话业务,面对新技术冲击,我们觉得这个业务前途不大,所以决定结束。与此同时,我们正在考虑另一项刚刚在英国开始的双向移动电话业务,现在称之为2G。因此,原来的业务就必须卖出,当然卖出的机会绝少。

  在做最终决策时,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15分钟冥想。我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我要非常小心再次审视这个行业和Orange这个项目,虽然早已计划好,但我要再看Orange项目的前途是怎样;第二,我要考虑和黄的财力、人力、物力是否可以支撑这个项目发展。

  当我给这两个问题肯定的答案之后,我马上跟同事开会,发现大家的意见都跟我一致。于是,我们决定全力发展Orange项目,而且比对手做得更快更全面。Orange就在这种环境下诞生,并全速发展。

  把握时机最重要的是做到知己知彼。其实,时机背后的几个重要因素,还包括“磨砺眼光、设定坐标、毅力坚持”。

  知识可以磨砺眼光

 知识最大的作用是可以磨砺眼光,增加判断力,有人喜欢凭直觉行事,但直觉并不是科学的方向仪。时代不断进步,我们不但要紧跟转变,还要有国际视野,掌握 和判断最快最准的最新资讯,靠创造比对手走前几步。不愿意改变的人只能等待运气,懂得掌握时机的人更能创造机会。幸运只会降临那些有世界观、胆大心细、敢 于接受挑战,但是又能够谨慎行事的人身上。
  1999年我决定把Orange出售,基于我看到当时欧洲市场的移动通讯发生一个大转变。话音服务 增长速度虽快,但行业竞争加剧导致边际利润减低。数据传送服务的增长速度比语音业务要高。所以,我选择在现有通讯技术价值最高的时候,把Orange卖出 去,再把钱投入到更符合实际需求的新科技领域上,例如第三代移动电话。

  灵活架构与设定坐标

  我们身处一个多元的年代,面临四方八面的挑战。以和黄为例,集团业务遍布42个国家和地区,公司架构及企业文化必须兼顾全球来自不同地方同事的期望与顾虑。

  我在1979年收购和黄的时候,我首先思考的是如何结合中国人流畅的哲学思维和西方管理科学,找出一个适合公司发展与管理的坐标,然后建立一套灵活的架构,建立诚信和宽容为核心的企业精神,以确保今日的扩展不会变成明天的包袱。

  因为,那时和黄主要管理层都是外国人,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被留用了。灵活的架构让不同业务的管理层有自我发展的生命力,互相竞争,大家攀比着怎样做得更好,个人由此寻找到更佳的发展机会,同时带给公司最大利益。

  完善的治理守则和清晰的指引可以确保“创意空间”。企业越大,单一指令越不可行,不能每一个公司都执行一个指令,因为有些指令是不通用的,最终不能将管理层的不同专业和管理经验发挥。

  在长和系集团里面,我们有很多子公司孙公司,我会给他们定出不同的坐标,让管理层在坐标的范围内灵活发挥。

  失败都有定律

  市场的逆转由太多的因素引发,成功没有百分百绝对的方程式,但是失败都有定律,减低一切失败的因素就是成功的基础。以下四点可以增强承担风险的能力:1.谨守法律和企业守则;2.严守足够的流动资金;3.维持溢利;4.重视人才的凝聚和培训。

 现今世界经济非常严峻,成功没有魔法,也没有点金术,但人文精神永远是创意的源泉。作为杰出的企业领导,必须具有国际视野才能全景思维,具有长远眼光并 能务实创新,掌握最新最准确的资料,迅速作出正确的决策,然后全力以赴地行动。并且,在过程中,建立个人和企业良好信誉。
  美国一个工会领袖退休时跟我说过一句话,“企业最大的失败是企业关门。你关门破产,工人都跟你一样失败。”

  全世界许多企业的失败,都是因为面临的机会太多,而资金与精力不够。所以重要的是量力而为。古人说,先学爬,再走路,然后再跑,这是非常有效的。

  一个人当然是不怕失败,失败后可以东山再起。但当公司有一定规模之后,你就要更小心。和记黄埔现在的现金流和未来8年的负债相差只是10%,就是说我有现金跟我未来8年负债风险承担只是相差10%。我一定要步步为营,尤其是作为公众公司。

  企业做大怎样控制

 和记黄埔在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都有投资。但直到今天为止,管理并没有给我太大的压力。原因是有一大批优秀人才。有的老外为我做事到今天超过30年了, 我说你多做10年后再来问我可不可以退休。我留住他们的办法很简单:作为一个领导,想一想下属最希望的是什么?除了一个相当满意的薪金花红,你还要想想他 年纪大时怎么样。公司发展对股东要有交待,同时也要为同事设身处地考虑。到目前为止,我是全香港给同事最高薪水花红的一个老板。为什么对同事这么慷慨?他 收入满足后,就知道千万不能贪污。
  有人问我,企业做大后靠什么控制它,靠人还是靠制度?我的回答是,一定要靠制度,靠人绝对不成。最信任的人也一定要有监察与制衡。

  正直赚钱是最好

 很多人认为赌场是一种娱乐事业,每年能挣很多钱。巴哈马政府鼓励发展旅游,我们在那里盖了3个酒店。总理跟我说,可以马上给我赌场的执照。但是,我要求 他们将一个原则立即写在会议纪录里……我们自己绝对不能经营赌场。旁边的人说,这是总理给我们的,我说告诉总理,这个牌照我交回给他。我们盖的是酒店,租 给的人要开赌场不关我的事,我只按市场价值拿我固定的租金。

  有的钱,比如你掉在地上一毛钱,你不去捡就浪费了。但是有的钱,即使是以亿计算也不能赚。

  我曾经说过,重要的是要建立个人和企业良好信誉,这是资产负债表中无法显示却具有无限价值的资产。

  商业的存在除了创造繁荣和就业机会,最大的作用是服务人类的需求。企业本身虽然要为股东谋取利润,但“正直”是企业文化的基础,也可以视其为经营的其中一项成本。一个有使命感的企业家,应该努力坚持走一条正途。正直赚钱是最好。

  我没有上学的机会,一辈子都努力自修,苦苦追求新知识和学问,管理有没有艺术可言?我有自己的心得和经验。

 你是老板还是领袖?我常常这样问我自己。一般而言,做老板简单得多,你的权力主要来自你的地位,这可以来自上天的缘份或凭仗你的努力和专业的知识。但做 领袖较为复杂,你的力量源自人性的魅力和号召力。领袖领导众人,促动别人自觉甘心卖力;老板只懂支配众人,让别人感到渺小。

  管理者首要自我管理

  要做一个成功的管理者,态度与能力一样重要。想当好的管理者,首要任务是知道自我管理是一项重大责任。在变化万千的世界中,发现自己是谁,了解自己要成什么模样,是建立尊严的基础。

  我认为自我管理是一种静态管理:是培养理性力量的基本功,是人把知识和经验转变为能力的催化剂。

 人生在不同的阶段中,要经常反思自问,我有什么心愿?我有宏伟的梦想,但我懂不懂得什么是节制的热情?我有拼战命运的决心,但我有没有面对恐惧的勇气? 我有天赐良机,但有没有实用智慧的心思?我自信能力天赋过人,但有没有面对顺流逆流时恰如其分处理的心力?你的答案可能因时因事地审时度势而有所不同,但 思索是上天恩赐人类捍卫命运的盾牌。

  很多人总是把不当的自我管理与交厄运混为一谈,这是消极无奈和不负责任的人生态度。

 我14岁还是穷小子时,我对自己的管理方法很简单:我必须赚取一家人勉强存活的费用,我也知道没有知识我改变不了命运。我知道自己现在没有本钱好高骛 远,尽管当时我也想飞得很高,但我不期望像希腊神话中伊卡罗斯一样,凭仗蜡做的翅膀翱翔而堕下。所以,我一方面紧守角色,虽然我当时只是小工,我坚持每样 交托给我的事做得妥当出色,另一方面绝不浪费时间,把任何省下来的一分一毫都购买实用的旧书籍。我知道要成功,怎能光靠运气?欠缺学问知识,运气来临的时 候也不知道。

  还有一重要小点,我想和同学分享,讲究仪容整齐清洁是自律的表现,谁都能理解贫困的人包装选择不多,但能选择自律心灵态度的人更容易备受欣赏。

  理性力量加理智力量

  22岁我成立公司以后,进取奋斗的品德和性格对我而言层次有所不同,我知道光凭任劳任怨的毅力已是低循环过时的观念,成功也许没有既定的方程式,失败的因子却显而易见,建立减低失败的架构,是走向成功的快捷方式。

  知识需要和意志结合,静态管理自我的方法要伸延至动态管理,理性的力量加上理智的力量,问题的核心在如何避免聪明组织干愚蠢的事。

  “如果”一词对我有新的意义,多层思量和多方能力皆有极大的价值,要知道“后见之明”在商业社会中只有很狭隘的贡献。人类最独特的是,不仅是我们有洞悉思考事物本质的理智,而是我们有遵守承诺、矫正更新的能力、坚守价值观及追求目标的意志。

 商业架构的灵活制度要建基于实事求是、能有自我修正挽回的机制。在张力中释放动力,在信任、时间、能力等等范畴建立不呆板、能随机应变的制度。你们也许 听过我说企业应在稳健中寻找跳跃的进步,大标题下的小点要包括但不局限于:开源对节流,监督管治对创意和授权,直觉对科学观,知止对无限发展。每一个机构 有不同的挑战,很难有绝对放之四海皆准皆适用的预制组件,我对很多人云亦云的表面专家的分析是“尊敬有加”,心里有数。说得俗一点,有时大家方向都正确, 耍的却是花拳绣腿、姿势又不对。管理者对自己负责的事和身处的组织有深层的体验和理解最为重要。了解细节,经常能在事前防御危机的发生。

  领袖的“杠杆心态”

  成功的管理者都应是伯乐,伯乐的责任不仅在甄选、延揽“比他更聪明的人才”,但绝对不能挑选名气大却妄自标榜的企业明星。高度竞争社会中,高效组织的企业亦无法负担那些滥竽充数、唯唯诺诺、灰心丧志的员工,同样也难负担仅以自我表演为一切出发点的“企业大将”。

 挑选团队,有忠诚心是基本,但更重要的是,谨记仅有忠诚但能力低的人和道德水平低下的人同样是迟早累垮团队、拖垮企业,是最不可靠的人。要建立同心协力 的团队第一条法则就是能聆听得到沉默的声音,问自己团队和你相处有无乐趣可言,你是否开明公允、宽宏大量,你能否承认每一个人的尊严和创造的能力,你是否 有原则和坐标而不是费时失事矫枉过正。领袖管理团队要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杠杆心态”。杠杆定律的始祖阿基米得曾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举起整个地 球。”支点是效率和节省资源策略智慧的出发点,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把这概念简单扭曲为叫人迷惑“四两拨千斤”,教人以小博大。聪明的管理者专注研究精算 出的是支点的位置,支点的正确无误才是结果的核心。这门功夫倚仗你的专业知识和综合力,能否洞察出那些看不见的联系之层次和次序。今天我们看见很多公司只 看见千斤和四两的直接可能,而忽视支点的可能性,因过度扩张而陷入困境。

  管理人要赋予企业生命

  我年轻的时候,最喜欢翻阅的是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书,表面上挺沉闷,但别人会计处理的方法的优点和流弊,方向的选择和公司资源的分布有很大的启示。

 对我而言,管理人员对会计知识的把持和尊重,正现金流的控制,公司预算的掌握,是最基本的元素。还有两点不要忘记:第一,管理人员特别要花心思在脆弱环 节;第二,在任何组织内优柔寡断者和盲目冲动者均是一种传染病毒。前者的延误时机和后者的盲目冲动,均可使企业在一夕间造成毁灭性的灾难。好的管理者真正 的艺术在其接受新事物、新思维,于传统中更新的能力。人的认知力由理性和理智的交融贯通,我们永远不是也永远不能成为“无所不能的人”。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要保持企业生生不息,这不单只是时下流行在介绍企业时在宣传册打上使命,或是懂得说上两句人文精神的语言,而是在商业秩序模糊的地带力求建立正直诚实的良心。

  没有傲心但有傲骨

 企业核心责任是追求效率及盈利,尽量扩大自己的资产价值,其立场是正确及必要的。商场每一天如严酷的战争,负责任的管理者捍卫企业和股东的利益已经天天 筋疲力竭,永无止境的开源节流、科技更新及投资增长,却未必能创造就业机会,市场竞争和社会责任每每两难兼顾,很多时候,也只能是在众多社会问题中略尽绵 力而已。

  我常常跟儿子说,他要建立没有傲心但有傲骨的团队,在肩负经济组织其特定及有限责任的同时,也要努力不懈,携手服务贡献于社会。

 经营企业的主要动机是为盈利,经济社会的动力是建基于人类无穷的欲望。传统的儒家思想推崇道德标准的作用,而今天很多商业管理课程则强调效益和盈利是衡 量企业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这两种有着明显冲突和矛盾的取向都是不完整的,最重要是寻求两者圆满的融合。一个有使命感的企业家,在捍卫公司利益的同时,更 应重视以努力正直的途径谋取良好的成就。

  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企业必须讲求效率及增值能力。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 企业必须同时具备多项成功的要素,包括全景思维、务实创新、良好的管理、完善而灵活的组织和制度、出色可靠和富有经验的管理阶层、勤奋负责和忠诚服务的员 工、科学化及完备的数据库。除此以外,今天的商业领袖,还要建立起管理层和员工之间彼此信任和尊重的企业文化。

  很多传媒问我,如何做一个成功的商人?其实,我很害怕被人这样定位。我首先是一个人,再是一个商人。

  每个人一生中都要扮演很多不同的角色。最关键的成功方法就是寻找到导航人生的坐标。没有原则的人会飘流不定。有正确的坐标,做什么角色都可以保持真我,会有不同程度的成就,并且生活得更快乐更精彩。

  今天商业社会的进步,不仅要靠个人勇气、勤奋和坚持,更重要的是建立社群所需要的诚实、慷慨,从而创造出一个更公平、更公正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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