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文摘(第一百四十四期)

作者: admin 日期: 2014-03-11 16:40:15 人气: - 评论: 113

周其仁:让“两个海平面”继续对流

    中国的整体利益是要保证全球化的转移过程持续下去,为此其它小的利益可以妥协

    全球大势现在扑朔迷离,世界经济到底怎么样,看起来非常矛盾。第一,经济数据确实增长了,不再是衰退,不但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增长也有1.7%。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从3.1%调高到3.9%,调高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中国的表现(中国的表现一直很好),而是发 达国家的经济表现超出了原来的预料。惹祸的金融业发展得非常好,好到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第一场就讨论金融高管要不要限薪,要不要限制发奖金。对参加论坛的 两千名全球高管进行调查,83%对经济都非常看好,要增加投资,进行兼并。那矛盾出在什么地方呢?人们的感觉很差,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感觉非常差,西方政要 没有一个讲退出,调高了经济增长预测的IMF的总裁也说,虽然已经复苏,但是基础很不巩固,前景很不确定,各国衡量要不要退出的抉择非常困难。

    数据显示复苏,感觉是在衰退,造成两者之间反差的原因是什么?是高失业率,美国是10.2%,把部分Part-time(兼职)的人算进去,是17%;欧 洲是9.8%。西方过去强调自立精神,现在很多人也成了“啃老族”。现在一方面是华尔街认为经济好转,是怎么躲过国会和舆论来分钱的时候了;大公司高管认 为要发展、要投资,另一方面,政要认为基础还不巩固,如果现在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有可能进入第二次危机。

    这个问题怎么理解?法国总理说这是全球化的危机,去掉表演的色彩,确实是全球化的危机,这个世界和过去不同了。简单地讲,过去因为“冷战”,因为1960 年代发展中国家追求民族独立搞进口替代,世界形成了两个海平面,一个是发达国家组成的高海平面,一个是中国和印度这些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低海平面,这两个海 平面原来是不连通的。发达国家的高海平面内部打通,互相贸易,互相投资,形成了一个很高的分工和收入水平。这两个海平面的差距,以工人收入计算,1980 年中国工人收入等于发达国家工人的1%。如果两个海平面不打通,即使有这么大的差距也没有问题。问题是中国1980年前后开始搞改革开放,1990年前后 前苏联放开,两个海平面开始打通。物理学可以证明,两个不同高度的水平面如果中间打通会发生巨大的势能释放。可是这个释放对于每个阶层、每个家庭的影响并 不一样。资本可以流动了,开始量很少,可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环境改善,知识水平提高,信息成本下降,流量越来越大。发展中国家拿到了资本和技术,改善 了自己的政府服务,产品开始摆上国际舞台,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往发达国家走,发达国家的资本往发展中国家来,这是简化的一个全球概况,这支撑了过去全球贸易 比GDP增长高两倍以上,也支撑了全球的繁荣。发达国家在这个势能释放中也得到很多好处。但是有一点非常麻烦,就是当低海平面的产品流向发达国家的时候, 因为成本太贵,发达国家一些生产者在竞争当中败下阵去。资本外流也很麻烦,因为钱走了,留下的都是过去高收入的人,这个麻烦一直在累积。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概括了这个现象,水就是资本,这个资本是复合的,包括信息,包括商业模式,正在飞快地传播。因为人往高处走,回头看中国30年的 收入增长是惊人的,欣欣向荣。可是对发达国家的工人和蓝领,现在产品被新兴市场国家替代了,原先可以扩大生产的资产和投资转移了。

    发达国家有三条路选择,第一是进一步升级,造出发展中国家不会造的东西,比如说互联网,这是发达国家对全人类的贡献,问题是这种创新可以持续多长时间,能带动多少的就业量?现在看来不可能完全消化被替代的那部分劳动力。

    第二条路是把发达国家的工资福利水平往下调。经济学说工资有刚性,往上调容易,往下砍就非常痛苦。但水总归往低处流,要到综合成本有优势的地方去,这始终 是全球化的主流,代价是抛弃一些人。所以实际经济增长向好没有什么可以怀疑,因为这个过程还在继续释放能量,只要金融紊乱消失以后,全球经济还会有一个不 错的增长,但是社会矛盾是另外一个概念。
剩下的路是什么呢?就是两个海平面水流得不要那么快,这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增加摩擦。因为流量减小,高海 平面可以慢慢往下走;而流量大了,发达国家的社会矛盾就会非常突出。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未来五年小事情都会炒成大事情,因为有政治需求。但贸易保护主义 还不是最危险的,最危险的是中国未来五到十年和平的国际环境能不能维持。中国对这个全球的局势要有一个清楚和深刻的理解。

    应该怎么做?中国的机会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中国在全球化中的机会。全球化是无法阻挡的,西方高失业率也是中国公司走向全球的一个契机,只要有本事 聘请西方人,中国公司就很容易走向西方,今后五到十年,中国顶尖的公司一定会在全球不同的地方有业务,这个机会绝对不会放弃,客观上也不会消失。现在存在 着一种倾向,发现西方向中国转嫁矛盾,中国就要顶回去。该顶的还要顶,但是和平的国际环境对于中国来说更加重要,现在讨论“十二五规划”,第一件事情就是 外部环境,今后十五年到二十年和平的国际环境非常重要。原则不能放弃,但是必要的妥协、必要的合作点要尽可能寻找,这是一个层面。

    更重要的是,中国要对内开发机会,中国不像“亚洲四小龙”那样国内市场窄小,中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但是和往外做相比,往内做更困难,因为往内,改革还有 很多地方不到位,政商关系、企业精神、商业文明要一刀一刀地改。中国国内市场一方面是收入问题,另一方面是没有有效的商业服务,把收入转化为消费。要在村 庄看到大公司。即使在很穷的村庄里,小卖店里都卖可口可乐,中国企业自己的产品呢?现在在贵州、四川,包括兰州周围的地区,村庄一级可以看到联想的广告, 很多低端产品拿到村庄去了。中国的金字塔往下一层,生意就大很多,全世界的商业经验就是越是给普通人的生意越是大生意,因为普通人在哪里都是绝大多数。中 国有70万个村庄,这一波大学生就业困难,大学生当村官,不说这个现象本身,它的直接后果之一是中国农村跟外部世界的信息沟通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大学生村 官别的可能不会做,但可以上网,帮助村民在网上找工作机会。成都、重庆,哪里工厂缺什么人,他在村庄可以找到,可以帮当地劳动力联系好再出去,这件事情是 革命性的。中国的公司,最好在中国、印度的村庄能看见,在纽约、巴黎也能看见。

    所以,两个层次的成功机会非常值得思考。全球处于两个海平面之间势能的释放,只要各国政治家妥当处理增长当中的社会矛盾,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自己的 内部矛盾,世界经济总的趋势向上。这两个海平面合到一起,是人类历史上从没有见过的,因为低海平面的人数巨大。1929年的金融危机不是世界性的金融危 机,那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一个海平面的问题,这次是两个海平面发生对流。中国的整体利益是要保证对流继续下去,这是第一大利益,为此其它小的利益可 以妥协,因为在海平面变化当中,中国可以获得很大的机会,既可以对世界有影响,也可以把自己的国家,包括农村建设得更加像样。未来五年,中国将会出现一千 亿、两千亿、三千亿的公司,在中国的村庄也可以看到它们的产品和服务,在全球主要国家也可以看到它们的工作,看到它们的足迹,这样的话,中国的地位会和自 己占世界人口比例更加相称,也会给中国企业家带来更大的舞台。

  作者为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 院长

文章来源:《中国企业家》杂志,2010年第6期。
全文链接http://www.cnemag.com.cn/fenxplun/newsfx/2010-04-06/187174.shtml

                     胡鞍钢:科学发展观就是人民幸福观

    经济增长转化为幸福感需要条件

    幸福是人的一种主观心理感受。一般认为,经济增长、收入提高可以使人感到更幸福。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与人们的幸福感往往是正相关的。

    这种相关却是有条件的。总体而言,收入水平高且分配相对公平的国家,国民幸福指数也会相对较高。尤其是当收入水平起点较低时,人们的幸福指数会随着收入增 长而增长。但是,随着收入的进一步增长,幸福感与GDP增长的关系逐渐呈弱相关状态。从国外经验看,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后,收入增长就不一定能够 导致幸福感的增长。

    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社会国民收入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持久增长,但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得到相同比率的持续增长。

    必须承认,某些情况下经济增长本身无法直接增加幸福,甚至其过程会带来痛苦。原因在于,这一阶段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迅速发生变化,且尚未来得及合理调整, 而人们又很难迅速适应由变化所造成的落差。因此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人的幸福感,通常都会明显低于生活在社会转型前和转型完成后的人。
    找出幸福“最大公约数”是政府职责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文盲充斥、生态赤字的人口大国。60年后,中国成为世界人力资源大国、科技实力大国、经济实力大国和综合国力强国。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战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社会财富极大增加,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

    但是我国国民的幸福感并没有因此得到同比例的大幅度提高。固然制度的变革以及经济的增长会极大地提升我国国民的幸福感,但今天住房、医疗、就业、教育等诸多民生问题已严重影响到国民的幸福水平。

    客观地讲,幸福是一个多元的概念,是人的灵魂与外在世界契合程度的度量。幸福体验对于每个人而言,是具体的、专有的,而个人也很难影响和改变外界环境;但从国家的角度看,个人幸福并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国家和社会负有更大的责任。

    追求幸福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如何实现我国国民幸福的最大化,是政府公共管理的最重要的职责。因此,找出人们幸福的“最大公约数”,最大程度地实现 最多数人的幸福应当作为现代公共管理重要的原则之一。国家需要强化有助于人们产生幸福感的条件,消弭不利因素,不仅包括帮扶弱势群体、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和 提供完善服务,更包括更加合理的社会秩序和利益分配机制安排,并为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条件。

    经济转型要与社会转型良性互动

    从深层次来看,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人,是人的需要和利益,而自由和发展是人的最基本需要和利益。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 发展。因此坚持以人为本,才能形成人的发展与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和谐统一和相互促进,才能真正有效提高国民的幸福水平。

    而以人为本正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突出强调的一个重要思想和基本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并且指 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从一定意义上说,科学发展观就是人民幸福观。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只是经济领域的快速发展,而是各个领域的多元发展、共同发展、 互补发展,是十几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要创建的经济发展、政治文明、 人民富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生态安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

    如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全局。我认为中国在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后,应具有第二次转型思路,即未来中国的发展,要把社会转型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要加强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的良性互动。

    需要注意的是,经济转型必须放弃GDP挂帅的思路,充分考虑资源、能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要在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指导下,发展蓝色经济、海洋经济;要在低碳经济模式下,大力发展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推动中国的绿色革命。

    我们需要客观地评价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科学地分析发展动因、发展因素及发展效率,充分考虑自然发展成本和社会发展成本,坚持“以人为本”,实 现从名义福利最大化向净福利最大化转变,从根本上真正提高国民的幸福水平,让每个中国人每天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作者是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教授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2010-4-1
全文链接http://news.163.com/10/0401/07/635V12SK000146BD.html

                           张五常:人民币的故事

    认识贝加(Gary Becker)四十多年了。历来欣赏他的分析力。他关心中国,对中国的评论客观,善意明确。二月二十二日他发表的关于中国的文章,好些观点我不同意,认为不是实情,他是被讯息误导了。分两篇文章说说吧。

    我最不同意的,是贝加支持美国财长盖特纳之见,说中国操控人民币的汇率,导致庞大的贸易顺差。故事的发展可不是这样的。曾经说过,因为中国发展得快,我要 不断地跟进才能掌握其经济脉搏的跳动,才能体会到发生着的是什么事。三十年来,我曾经两次停止跟进约半年,之后要好几个月的努力才能再走进中国的脉搏中 去。这些日子不少在国内不同地区的朋友,久不久会收到我的电话。问长问短,为的是要保持这脉搏跳动不会中断。这是我研究中国经济的主要法门,让我反应得 快,也推断得准。

    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我在海南岛,那天人民币的黑市汇率是一元五角兑一港元(兑美元是十一元七角兑一)。这是人民币在历史上最不值钱的一天,之前之后都没有见过。消息传来,两天后朱镕基会执掌人民银行,也就是今天的央行了。

    早些时(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我发表了《权力引起的通货膨胀》。那是一篇重要的文章。当时中国的通胀恶化,一般舆论主张约束人民币的增长率,是货币 学派的老生常谈。我力排众议,说当时国内的银行是出粮机构,有权有势的高干及他们的子弟皆可以权力「借」钱,与银行的职员一起上下其手,什么约束币量云 云,根本办不到。于是建议:对权力借贷的行为一定要手起刀落,要杜绝,而人民银行要改为一间正规的中央银行,不作任何商业或个人贷款。

    朱镕基执掌人民银行后的处理方案,跟我建议的差不多,但他用上直接管制投资与消费的方法,我不以为然,批评了他,想不到,他做出来的效果,使我公开道歉几次。一九九五年,朱老把人民银行改为正规的中央银行,再不作贷款生意了。

    这里要说的重点,是从一九九四至二○○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人民币以美元为锚,汇率守在八元二角四仙兑一美元与八元二角七仙兑一美元之间,守得稳如泰山。这是官价汇率,跟起初的黑市及跟着的灰市及再跟着的近于白市的汇率是不同的。

    从一九九四到二○○六这十二个年头,是中国经济奇迹中最奇的了,我说过不止一次。当然有其它重要因素,而这里要指出的,是该十二年人民币钩着美元(虽然二 ○○五年七月转钩一篮子外币,但在转钩初期汇率的变动显示美元还是该篮子的绝大部分),对中国的发展有助,炎黄子孙应该感激。另一方面,二○○一的九一一 事件与二○○三开始的伊拉克之战,美元保持稳定,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早就有了实力的人民币,紧钩美元,把后者稳定着。今天遇上金融之灾,没有谁知道何 时方休,美元会有不小机会因为人民币不再紧钩着而出现对美国经济为祸不浅的波动。这样看,几年前美国的议员迫使人民币与美元脱钩,是美国在政策上的一项大 错。如上可见,说北京操控人民币的汇率是没有根据的:紧钩美元不可能有操控的空间。要操控人民币汇率的是先进之邦,尤其是美国,而中国货在上述的十二年间 满布地球,协助了美国减低通胀,是我要说的故事的另一面了。

    一九九七年初,因为要写夏保加(Arnold Harberger)的首届荣誉讲座的关于中国改革的文章,我考查当时人民币的货币制度。这考查使我对货币制度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层面:无锚的货币制度不 可取,下锚不妨用一个可在市场成交的指数,央行用不着提供实物。这些就是后来我屡次建议人民币转用一篮子物品为锚的基础。

    一九九七年七月,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个多月后一些北京朋友约我到深圳会面。他们看得很悲观。言谈间我突然乐观起来,心想,朱镕基了不起:他把三年前百分之 二十以上的通胀率,在三年后的一九九七下调为零,而又因为市场的劳工合约够自由,失业率徘徊于百分之四,增长率保八。当时国际上的金融机构及大师们对亚洲 金融风暴的解释,我一律不同意,而在那次深圳聚会中,却想到一个圆满的解释。没有说出来,因为恐怕扰乱市场。
    
    我的解释,是当时亚洲多个小国的货币,皆或松或紧地钩着美元。紧钩美元的人民币一下子把通胀下调至零,这些小国的货币都一起偏高了,于是纷纷脱钩。从那时 开始我知道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不是先进之邦,而是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亚洲的小国因为那次金融风暴,他们的币值来了一次大调整,与人民币之间达到了一个 新的均衡点。这就是后来我极力反对人民币兑美元独自升值的原因。

    还有另一个我要到二○○四年底才找到圆满答案的重要因素。这就是我高举的、人多资源少的、县与县之间的竞争制度,一九九四年初开始形成及运作。北京的朋友 无疑清楚这制度是怎样运作的,但重要的含意他们不知道。其中一个重要含意,是县制度的运作是以速度来增加县干部的收入。我们不容易找到一个在国内投资的 人,不被县干部赶得近于发神经。赶快十分之一的时间容易,如此一来,先进之邦有百分之三的增长率很不错,在中国的制度下就变为百分之十三了!我因而反对什 么经济过热之说,反对要搞宏观调控。朱镕基当年的调控是对付权力借贷需要有的手起刀落,但在县制度运作得宜之后的调控,则起于北京的朋友未富先骄,对自己 的制度运作的含意没有足够的体会。

    亚洲金融风暴之后,虽然人民币的黑市汇率还低于官价,我认为人民币是强币。到了二○○二,虽然黑市汇率还低于官价,我说人民币是地球上最强的货币。还是以 八元二角多兑一美元,但到了二○○三至二○○六这期间,浮动人民币很可能使汇率市价升达四兑一甚至三兑一的水平。如果中国的国际竞争对手只是先进之邦,人 民币兑美元上升一倍对炎黄子孙有着数,但中国的竞争对手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币大幅升值会带来灾难。君不见,二○○五之后,人民币兑美元升约百分之八,接单 工业纷纷输钱,订单转到其它发展中国家去。日本起飞时可没有这样的困境,虽然后来还是中了大计,但那是另一个比较复杂的故事。

    我跟得紧:二○○三年苏浙一带的一个全职农工每月的薪酬只人民币三百,还需要有大量的农民转到工业去才有作为。当时我意识到,五千年来中国的农民第一次看到曙光,不同意盛行的农民愈来愈苦或贫富急速两极分化的谬论。

    人民币紧钩美元十一、二年,官价八元二角多不变,一九九三年的最低黑市是十一元七角兑一美元,而如果自由浮动二○○五可能是三或四兑一!从一只货币转强的 速度衡量,这可能是史无前例的,反映着中国的劳苦大众的生产力增长惊人,也反映着在县制度的运作下,外资对中国青眼有加。
     目前的形势是,因为这些年落后之邦发展得非常快,先进之邦如在梦中,从汇率的角度衡量,前者与后者之间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断层,连接不上了。上层之间有竞 争,下层之间也有竞争,但上层与下层之间的竞争是脱了节的。北京的朋友认为可以容易地打上去,推出腾笼换鸟,失之轻浮。治安转劣,是腾笼换贼乎?回乡归故 里是连笼子也换了吗?

    近几年人民币升值闯祸,新劳动法杀伤力强。几个月前人民币的强势已去。地球金融大乱,朋友传来的国际文章无数,没有一篇提出我认为是可取的建议。看来经济 学也完蛋了。一时间我想到明人徐渭写葡萄的一首七绝。诗云:「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拋闲掷野藤中!」
文章来源:张五常新浪博客(2010年3月2日)
全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841af70100ck4b.html

                            货币政策动向的三个猜想

   现在经济有所复苏,通货膨胀开始显现,资产泡沫尤其是房地产泡沫正在加速膨胀。在这种情况下,央行货币政策将如何变化?笔者认为,除了公开市场业务外,央 行货币政策有三大预期:第一,4月份可能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第二,5月份可能加息;第三,6月至8月人民币可能升值。

  面对国际金融危 机,中国政府采取了许多扩大内需的振兴经济的措施,其中就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采取的许多宽松的货币政策。现在经济有所复苏,通货膨胀开始显现,资产泡沫尤其 是房地产泡沫正在加速膨胀。在这种情况下,央行货币政策将如何变化?人们拭目以待。笔者认为,除了公开市场业务外,央行货币政策在以下三个方面值得人民期 待:

  第一,4月份可能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目前,我国存款准备金率是16.5%,比2008年最高时候的18.5%还相差2个百分点,所 以提高存款准备率还有潜力。这是一种比较温和的货币政策,对于控制流通中的货币,抑制资产泡沫有一定的作用,对资本市场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作用有限。

 第二,5月份可能加息。本来3月份应该加息,但考虑到通货膨胀并不严重(2月环比不到3%),刺激经济的政策还不到退出的时候,另外也可能是印度先于中 国加息等多种因素影响,加息一事就往后推迟。由于3、4月份分别推出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为了避免给资本市场打击和扶持新鲜事物,4月份不太可能又提高存 款准备金率又加息,两者最好选择其一。加息对抑制房地产泡沫比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效果应该更好,但是对股市的打击也更大一点。

  第三,6月 至8月人民币可能升值。现在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很大。所以,必须权衡升值和不升值的后果。为此,一方面要模拟人民币升值对企业的影响,另一方面要考虑升 值后的预防措施。总的来说,人民币适当升值对我国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所以,6至8月份人民币适当升值不会给国内企业出口造成重大打击。

    作者何维达是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经济贸易系主任

文章来源:经济参考报2010年04月6日
全文链接http://www.chinadaily.com.cn/hqcj/zxqxb/2010-04-06/content_116279.html

                贾康:实施个税综合改革条件具备 不存在技术瓶颈

   从实践经验来看,实行综合税制的国家占绝大多数。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不应再停留在宽免额调整上,而应在综合改革上迈出实质性步伐。仅调整宽免额对实现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目的意义不大,且有可能出现逆调节。目前来看,个税综合改革不存在技术瓶颈。

 个人所得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改革方向早在2003年中央文件中已明确,改革迟迟无法推进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征管条件不具备。不少人认为,最主要的 瓶颈为部门间信息共享程度低、金融资产和其它财产收入实名制度不健全、现金使用量大,这些因素直接影响税务部门的监管能力。上述三方面问题在我国确实存 在,但应看到,现实情况并非如人们想象那样严重,不至于税务部门对居民收入信息的监管完全无能为力。

从各国实践经验来看,实行综合税制的国 家占绝大多数。据不完全统计,在110个国家或地区中,有87个国家(地区)先后采用了综合税制,比例高达80%。无论在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还是在 转型国家、发展中国家,实行综合税制相当普遍。其中既包括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也包括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还包括新加坡等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美 国个人所得税的基本原则是,“纳税人从所有来源得到的收入都必须归为单一的即"综合的"收入,据此纳税。”欧洲大陆国家也普遍实行综合个人所得税制。值得 一提的是,尽管英国将个人所得进行分门别类作出各种必要扣除,但要再统一扣除基本生计费用后适用一套税率计征。所以,英国看似分类,实为综合。从以上情况 可知,综合计征为各国普遍采用的模式,而且是否实行综合模式,与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笔者建议,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不再仅仅停留在宽免额调整上(或“起征点”的上调上),而应在综合改革上迈出实质性步伐。仅仅调整宽免额对实现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目的意义不大,且有可能出现逆调节。目前来看,个税综合改革不存在技术瓶颈。

 相关部门间信息共享程度已大大提高。十几年间,在以防范增值税专用发票骗税等为切入点的“金税工程”带动下,税收信息化有了长足的发展,并与许多部门间 建立了信息共享关系。据国家税务总局信息中心人员介绍,目前全国22个地区的国家税务局、17个地区的地方税务局,已经实现了税款的网上缴纳,即税务部门 可以通过网络访问纳税人金融机构的银行账户,并可实时扣缴税款。这足以表明,区域内税务部门和金融机构间的企业纳税人的信息共享,已基本不存在制度和技术 上的障碍,外推至居民个人,困难也不会大到无法克服。至于全国层面的个人金融账户信息的收集,可通过网络联结将其集中至国家税务总局,供全国各地税务机关 查询。目前各地税务系统的纳税申报信息已集中至省级,国家税务总局可方便地从省级税务部门抽取所需信息。同时,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明 确规定:“税务机关有权了解、收集个人所得税纳税人的银行存款、大额资产信息,金融机构、公安、国土管理、房产管理、知识产权管理等机关应按照税务机关要 求的内容、格式、实现、口径提供本单位掌握的个人所得税纳税人的银行存款、大额资产信息。”这为税务机关搜集个人收入信息提供了制度保障。此外,中国人民 银行2005年建立的个人征信系统,目前已收集了8亿自然人相关信用记录,包括个人基本信息、信用交易信息、公共记录信息和公用事业信息等32项信息内 容,这可为税务机构利用第三方信息监管个人所得税提供强大支持。

  财产实名状况可支撑个人所得税改革。2000年4月1日,我国开始实行 存款实名制,即自然人在金融机构开立个人存款账户时,必须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并使用该证件上真实姓名存取款的制度。2008年7月,央行重申存款实名 制度,建立身份识别制度,对实施实名制之前(2000年4月1日之前)开立的账户继续使用时必须进行身份的重新确认,同时对未按规定履行身份识别义务的金 融机构按照《反洗钱法》予以处罚。并且,目前各金融机构均安装身份验证系统,并可实时登陆公安部身份证系统验证身份证的真伪,使得利用假身份证存取个人收 入的可能在理论上降低至零。存款实名制对于个人所得税来说,最大的意义在于可以通过监控使金融机构获得的收入归总至个人名下,进而顺利实现超额累进征税。 近年来,房产、股票等资产也基本实现了实名制。实际上,只要新增财产实行了实名制,就不会影响个人所得税的缴纳,因为个人所得税是对当期所得即“财产的增 量”计征,因而对于目前未实名的财产,只要在处置依其取得的收入时实现实名制,也就不会造成个人所得税的流失。目前的制度框架,已基本能够保证新增财产实 名制,因而财产实名状况可进而在技术上支撑个人所得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改革。

  现金交易对个人所得税的不利影响基本能够规避。中国 是一个现金使用大国,这既与历史习惯有关,也与目前支付手段不完善以及诚信体系不健全有关。现金交易给个人所得税带来的最大问题是现金的坐收坐支,即个人 收入以现金取得,又以现金的形式支出,这类收入独立于金融体系运行,使得税务机关难以监控。与以上两因素相比,现金交易其实是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面临 的最大瓶颈,且短期内尚难以完全克服。消除这一瓶颈的最好办法是,规定企事业单位不得以现金发放工资、津贴等,要求劳务酬金超过一定金额的,必须采用转账 方式等。目前,全国城镇企事业单位已基本实现了工资发放直达个人账户,再加上金融机构关于现金提取的各项规定趋于细密,以现金形式取得收入的情况在逐渐减 少。从发展前景看,只要现金发放方遵守个人所得税源泉扣缴制度,现金收入带来的个人所得税流失问题会大大减少。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尽管目前我国征管水平不能完全达到个人所得税改革的理想要求,但毕竟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基础,社会环境也正在改善之中,经过认真准备,积极创造条件循序渐进,是可以支撑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

文章来源:中国证券报(2010年4月6日)
全文链接http://news.hexun.com/2010-04-06/123225436.html?from=rss


           摩根士丹利王庆:世博是中国经济复苏的里程碑

   在2010年甚至未来一段时间内,将会在讨论中国经济走势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是这个过程当中,谁为这场危机买单。
 
    经济危机的过程当中,我们有经济刺激,效果也很好,里面很重要一个原因,因为中国经济虽然在危机中受到冲击,但我们经济面是好的。具体表现,像美国经济体 他们是资产负债表出现问题,金融机构负债太多,老百姓负债很多,现在政府负债也很多。作为中国,资产负债表没有问题,我们资产负债表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刺 激经济的过程当中效果才可以这么明显,政府的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大规模的贷款,老百姓的负债比较低,在信心恢复、宏观经济走势的时候老百姓也愿意花 钱,尤其体现在房地产的迅速复苏上。这个过程中,我们做一个形象的比喻,2009年中国经济的表现可以看成是中国利用资产负债表的优势,呈现了一份很不错 的损益表,损益表也就是经济增长。如果这样做,逻辑的延伸,我们的资产负债表可能会有影响,谁的资产负债表受到影响?现在市场上,大家关注这个问题的,现 在看来是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谁的资产负债表受影响就等于是谁在为这场危机买单。实际当中,或者是老百姓,整个全社会为这个危机买单,或者是政府为这个 危机买单,或者是银行为这个危机买单。具体来讲,如果是老百姓买单,那就是通货膨胀。如果是政府买单,那就是政府的负债要增加。如果银行买单,实际上银行 大股东是国家,但现在很多银行已经是上市公司了,银行买单,我们这些股东也要付出一部分代价。这就是当前大家讨论的问题,大家关心未来通涨的前景,担心地 方政府负债的情况。现在银行的资产状况包括未来可能出现的一些不良贷款情况,大家也比较关心,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中国股过去相当一段时间表现不尽人意重要的 原因。

    这提出一个问题,谁买单?未来大家在政策层面的考虑等方面,大家至少应该坚持两个原则。一个是决定谁买单的过程中,不要破坏市场机制。第二点,坚持受受益 谁买单。这具体就有几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如果谁都不愿买单,最终总要有人出钱,就以最理性的方式,但可能长期来讲破坏性比较强的方式,通货膨胀买单,也 就是整个经济来付出代价,通货膨胀。另一种情况,如果我们不破坏这个市场机制,我们知道银行2004年以来,完成了注资,完成了上市,已经从相当意义上来 说,完成了非常深远的转变,变成上市公司,变成更商业化运行的金融机构。我们是否希望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银行形成的机制会破坏?我们就回到了改革前,再 以后是否会因为可能产生的不良资产再一轮注资、改革。这个可能也是我们不愿见到的,因为金融系统的健康和有效运行,毕竟是经济长期发展、经济保证重要的内 容。恐怕,在我们决定谁为危机买单的过程中,不能以或损害我们过去多少年来非常来之不易的改革成果。银行业不应该成为买单的主题,这就涉及到第三个,政府 是否应该买单?从相当意义上来讲,政府应该买单。2009年,我们说是4万亿的刺激计划,实际上执行过程当中,银行放带规模远远超过4万亿。尽量有大量的 银行放贷,但这表面上是企业行为,实际上是财政行为。大量的银行贷款,是跟财政刺激政策有关,同时大量的贷款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来执行的。本身上,这是一 种财政政策操作。我们应该更清醒的判断这是财政政策刺激的影响。这就有谁受益谁买单,实际当中,地方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各项公司来执行这样的投资计划, 而各界地方政府的投资计划,主要是改善地方经济,尤其经济的基础设施。地方基础设施的投资,比如说地铁,比如说一些城市建设,比如说一些公共事业,包括供 电、供水,都是有区域性的。各地方花了钱的规模也不一样,效果也不一样。个意义上来讲,应该是各地方根据自身的状况决定。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谁在这个过 程当中是最大的受益者?我们知道这些投资项目本身是基础设施公共项目,这些项目本身也许不赚钱,但受益者是当地的居民。在世界各国,各地的基础设施改进, 直接的受益者是当地居民,尤其是当地房地产。比如地铁的建设,公园的建设,所谓的基础设施外部经济性,最终会体现在当地地产的价值。所以本着谁收益谁买单 的原则,真要让地方政府处理他目前可能出现的一些债务情况,恐怕需要以某种方式让最受益的人来为可能产生的债务承受负担。本着谁受益谁买单,同时市场机制 不受影响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大家考虑的,也就是物业税今后将会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物业税本身是最好结合财权和势权,最好结合受益者和纳税人权责 间关系的税种,所以向前看,很可能未来几年内,这种物业税的推出,将会被政策层面考虑,而且很可能是成为受到阻力最小的一种政策选择,来决定谁为危机买 单。
作者是摩根士丹利执行董事兼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

文章来源:见王庆在“世博经济论坛”上的发言
全文链接http://biz.finance.sina.com.cn/meeting/meeting.php?sid=1496

                      为“私有企业”和“私有经济”正名

   在几乎所有的官方和民间表述中,人们习惯性地把企业分成两大类—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把经济分成两大组成部分—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国有”和“民营”成了互为对立的两个概念,大家约定俗成,懒得去追究其内在的矛盾与尴尬。

  在我们全面建设法治社会和公民社会的今天,我们不应该再接受这种混沌不清的说法。现在到了光明正大地给“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更名的时候了。

  我们应该大方地承认:“民营”企业就是“私有”企业,“民营”经济就是“私有”经济。

  对企业来说,“民”和“营”这两个字都没有太多的意义,两个字没一个有用的。

 先说“民”。无论是人民还是公民,也无论草民还是平民,“民”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具体的概念。“民”聚在一起,可以形成国家和社会,可以制 定规则和制度,可以有民意甚至民怨,可以出顺民、刁民甚至暴民,但是一个企业只能交给可以代表股东和董事会利益的“人”来经营,而不能交给空泛而不知所指 的“民”来经营。

  再说“营”字。企业无论大小,都是由具体的、鲜活的“人”来运营管理。即便是国营,也是要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派来的 “人”来经营。因此,讨论一个企业到底由谁来“营”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世界上只有好的经营和坏的经营以及好的经营者和坏的经营者之分,却不应该有“国 营”与“民营”之分。无论你代表谁,经营企业的目标都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为股东和社会创造价值。

  由此可见,真正有意义的不是谁来“营”,而是谁来“有”。与“营”相比,“有”才是真正的制度性的根基。是“有”的性质决定了“营”的效率与效果,而不是相反。

  我们既然承认了“国有”,就应该同样名正言顺地承认与之相对应的“私有”。同“民营”这个概念相比,“私有”不仅更加准确,也更加铿锵有力

  中国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进一步承认和保护了公民的私有财产,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但是,我们对于“物权”的定义还过于狭窄。除了有形的“物”包括动产与不动产之外,“物权”同样应该涵盖无形的“股权”和“知识产权”。

  对一个达到一定商业文明程度的社会来说,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也包括私有股权和知识产权应该和保卫祖国一样神圣而没有妥协的余地。

  从“民营”到“私有”,表面看只是两个字的变化,它背后折射出来的其实是一个国家、政府和社会对于公民私有财产权利的基本意识与主张。

  在“国退民进”引发热议的今天,承认“私有企业”和“私有经济”的合法性尤为重要。对于私有财产和私有权益的坚决保护将对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乃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个措辞上的变化不应该成为一个“形而上”的空洞花瓶。它更应该体现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大到属于私人股东的企业是不是可以说关就关,小到属于记者或者报社的录音笔是不是可以说拿就拿。

作者王冉是易凯资本首席执行官

文章来源:王冉新浪博客 2010-4-5
全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65bc10100i0k1.html?tj=1


                          房价必然上涨的N个原因

   房价的问题已争论多年了,2001年就有了泡沫与春东之争,而今年与2001年相比房价已上升了许多,这种泡沫与冬天的争论还在继续,房价也在叫骂声中依旧保持着上涨的趋势。

  导致房价上升的原因有许多,导致房价下跌的原因也有许多,问题在于中国现有的发展阶段中,导致房价不断上升的因素在积极发挥着作用,而导致房价下跌的因素尚未成为主流,因此部长们得出了未来20年仍处于上涨的压力的结论:

  我所观察的主要因素大约有如下几点,让中国的房价处于可持续上升的阶段:

  一、 中国的人口数量与结构决定着住房高增长的需求。

 中国的人口数量的增长让中国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住房生产。改革前的三十年中国并未合理的解决人口增长与居住的问题,1978年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仅为 3.6平方米,低于建国初期4.7平方米的水平。虽然改革的三十年中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市场化之后,每年的开复工总量都在扩大,但仍无法满足日益增长 的需求。

  纵观全球曾经发生过的房地产泡沫中又有哪个国家或地区是在人口告诉增长中发生的呢?当人口增长下降且住房能满足基本需求时,房价就失去了上涨的压力,如现在的德国家庭总数少于住房总套数,房价自然也就难以上涨了。

  中国的人口结构也决定着家庭分裂的速度。中国的家庭人口平均数已从1990年的3.96人/户下降到了2008年的2.96人/户,并在不断的下降中。正是因为70年代之后的高生育率决定的,80—90后的家庭分裂速度在不断加速,这种加速会延续大约至少十年。

任 志强  中国的城市家庭新增户数从2000年的约700多万户上升到2008年的约1100多万户。而每年市场化竣工的住房大约只有500多万套,仅能满 足不到一半新增家庭的需求。如果不能加大投资与供给,长期的供不应求现象无法缓解,政策的调控可以平衡一时的供求关系,但不等于满足、释放了需求,最终反 而让镇压中的需求膨胀,严重的冲击市场的稳定性。

  二、中国的城市化需求。

  中国正处于经济数十年持续的高增长中,这个增长中的贡献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城市化的需求。没有哪个国家的房地产泡沫是在这个国家经济的高增长中出现的,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不实现城市化率的提高中实现经济的高增长。

 历史上中国遗留下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城乡的二元结构所引发的贫富差别和发展不平衡问题。改革前的三十年中国是重重工业而轻城市化的进程。世界上,特别是亚 洲的多数国家都在二战之后迅速的用低成本完成了本国的城市化进程。大多在人均1000美元GDP时实现了城市化率65—70%。而我国1949年时仅有城 市132个,市区人口仅为全部人口的7.3%。到1978年只有城市194个,城市化率仅为17.92%,处于城市缓慢发展的阶段。而1978—1995 年期间承包制解放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城市化率开始加速。1995年已有城市640个,城市化率达到了29.04%。

  从世界 各国情况看,30—70%的城市化率为加速和快速发展的阶段,70%的城市化率之后为稳定发展的阶段。而我国正处于这个高速和加快的城市化率阶 段,1995年至今城市已达660个,城市人口已超过6亿,城市化率已达45%,虽然低于49%的世界水平,但仍以年均1.26%的速度在增长,最高年份 达4.65%的增长率。

  中国用了三十年的改革时间解决了2亿农民的进城问题,但还需解决4亿农民的进程问题。如果同样的速度将需要60年的时间,必须以成倍增长的速度才有可能在未来的20—30年,当我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一时实现城市化率65—70%的水平。

  中国现有存量住宅约145亿平方米,至少还要建设240亿平方米才能在不断拆旧与拆除中实现这一目标,而长期的供给严重滞后,尚无法满足这个城市化率的需求。

 从近十年城市化进程的情况分析,外地非农户籍人口约占用城市住房的16.4%,外地农业户籍人口约占用城市住房的15.3%,两者合计约占用30%以 上。不管这些房子是用什么方式提供的,至少应有这么多数量的住房,而目前的生产能力是无法达到满足条件的,市场化的供给条件只能在其中择优录取了。这个竞 争与选择的手段大约就是价格了。

  三、土地资源的稀缺性。

  中国现有城市建成区的面积约3.84万平方公里,仅占国土总面积的0.4%,而农村宅基地的面积约16.8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75%。如果拿出1%的国土面积来建设城市,则至少可以解决14亿人的居住问题。实际中国是不缺少土地的。

 但中国面临着土地制度的约束性条件,无法让农村的土地,特别是宅基地产生集中的效应,并让农民的宅基地可以变成进城的资本。尤其是中国对粮食安全的顾虑 不得不出台严守十八亿亩红线的政策。于是土地在生态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工业生产与城市发展的多项选择中成为了资源极度稀缺的产品。

  土 地是再生的资源,但土地的用途则是多样性的。目前国土的可耕种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17%,但实际的农田只剩了18亿亩多一点,其中约13—15亿亩用于粮 食的生产,其余用于经济作物等。但从土地利用的变化看,变成只剩18亿亩耕地的原因与建设用地的增减直接关系并不大,而最大量的则是退耕还林的生态保护。

 而全国的建设用地中又有基础设施用地、工业项目用地、交通水利用地、旅游用地、军事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等多项。城市建设用地中又有商业、办公和住宅用地 之分。住宅用地中还要分保障性住房用地和商品房用地等多类。结果最终的全部建设用地中房地产用地只剩了4.5%,而商品住宅用地就更少得惊人了,于是土地 的稀缺性就埋下了招拍挂中不断出现天价的种子。

  四、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升。

  都在抱怨政府天价地太黑的同时,也许大多数人将注意力放在了地价与房价上,尤其是关注政府的地价收入上。其实政府的地价收入都多重新回到了城市的土地之中,变成了房价上涨的基础条件。

 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中一个明显的特征正是城市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之中,所有的城市政府都在努力的改变城市的形象,不断的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功 能的投入。大量的城市在建高速铁路、公路、轻轨、学校、医院、文体设施以及城市花园和改善城市面貌,因此许多地王的出现正在于公路、轻轨的作用;正在于城 市花园的环境改变;正在于学校与医院提供了转项的需求。不但所供的土地被社会与投资者重新认识了,周边的房价也在市场中得到了价值的重新认定。

 环境的改善让价值被重估本就是件合理的事情,而城市的建设与政府的投入又有哪个不是希望提高国民的财富与城市的价值呢?难道会有一个政府专门去想让国民 的财富不断的贬值、让国民的财富越来越不值钱吗?如果有这样的政府,也一定会很快被国民推翻的。而提高国民收入分配与提高国民财富价值是同样重要的事,要 严厉批判的恰恰是那些想用国民财富贬值来达到推翻政府执政目的的短视者。

  而政府的大量投入和环境的改变难道不同时应提升房屋的价值吗?

  五、价格的提升也是一种货币现象。

  请问:除黄金作为货币发行的后盾因素之外,又有哪个国家的货币是永远升值的呢?有的货币在对其他货币升值时,对本国的购买能力也许仍然是贬值的。既然货币是一种长期贬值状态,相对于不动产而言就一定是货币的升值。

  请问:三十年前十元钱能买多少东西,而今天能买多少同样的东西呢?这就是典型的货币现象。请问:三十年前的工资收入是多少,而今天又是多少呢?那么收入的增长基础除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之外,则一定是货币的贬值,因此才有了货币流动性过剩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的理论。

  如果用银行存款来计算,所有人都会认为存款的货币是在贬值的,同样的钱办了不同样的事情,买不了同样多的东西了。那么对其他产品而言的贬值,在不动产上也同样存在。

  六、成本因素的变化。

  沉默因素导致产品的价格上涨是个经济活动中的基本现象,当粮食的收购价格提高时,粮食产品的价格也会提高,房地产也是如此。

  土地的价格在提高,钢材、水泥等建材的价格也在提高,使用的新材料提高了质量的同时价格也在提高,连工人的工资也在提高,最终的产品——房子的价格自然也会是上涨的。总不能购买者的收入在提高时,让生产者的工资收入下降吧。

   重要的是中国浪费了三十年低成本实现城市化发展的最终时机,如今不得不承受高成本城市化的现实。在石油每桶2美元时我们失去了机会,只好在大多数国家已在 低成本时就实现了高城市化率的竞争中挣扎。煤、铁矿石的低价时代已不会再来了,正视这个成本加速增长的现实,就必须容忍不动产价格的上涨。

  七、不动产的多重功能作用。

  从历史的经济周期看,不动产是几乎所有产品中抗通胀能力最强,保值率最高的产品,许多人会在住、用的同时用房屋作为财富保值的工具,使住房在居住之外增加了许多其他的功能。

  在所有的商品能用于起到金融杠杆作用的融资工具中,住房也是可抵押性最强、抵押率最高和最容易变现的。同时还是数额巨大、政府法律支持和允许的、有清楚的产权制度保护并且是难以作假的。

  这种融资作用不但可以提高帮助消费,也可以有助于提供投资、生产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可以将未来的收入流和消费能力变成今天的投资能力和实现消费的。

  正因为多重功能的作用同时集于一身,因此增加了民众对住房的偏好,特别是供不应求让升值的预期长期并稳定,更促成了价格的上涨。
  八、中国的传统文化。

  “有恒产才能有恒心”中国的历史一直给社会一种成家立业要先置恒产的观念。山西的大院就正式是这种传统文化的典型表现。从零开始的置业到逐步具备规模的大院,让人们安心和后顾无忧。

  同时将遗产留给后人的文化,从历代皇帝传江山开始演变为民间的一种潜意识。没有遗产税,让这种传承的文化成为现代大多数老年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而对年轻的一代则成为没有私有住房的财富作为生活安全的保障就无法成家立业,让祖孙几代人共同为置业而奋斗。

  现代的农村也同样,第一桶金大多不是用于再生产的投入,而是首先用于满足居住改善与扩张的需求,哪怕还有吃穿的困难也要先盖房。产的概念已超越了现实生活的能力,但却无法改变这种观念的存在。

  九、精神上的一种追求。

  支撑和维系这种传统文化的恰恰是生活对比中的精神需求。租被看成是一种无能和耻辱。其实房改之前全社会不都是在租房住吗?但那时是制度让人们无法拥有财产的权利,一旦这张网被撕破之后,潮涌般的爆发出了一股置产热的力量,让社会与市场在毫无准备之中被冲得七零八落。

  于是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情况,人口普查中发现:低收入阶层的住房私有化率最高,整体的住房私有化率中的高低与收入的高低成反比,反而是最高收入阶层的住房私有化率最低。同样的反比则反映在租房上,最高收入阶层的租房比重反而是最高的。

  这正是生活的对比中高收入不再为自己的生活地位与消费能力发愁,有没有祖产不是最重要的,生活质量的好坏是最重要的。反之,最缺少精神需求的低收入人群则不得不靠拥有住房财产来保住尊严与地位。

 正是这种对比中的作用让人们在实物财富的拥有中和精神需求上形成了反差。开着一辆小拉达车的年轻人会对奔驰车表示赞赏,并看不起电动摩托车。同样拥有住 房的骑自行车的年轻人则不愿嫁给只有拉达车而无住房的对象,互补中的精神与物质的追求中,更多的人会以拥有住房资产而骄傲,甚至看不起那些租用住房而追求 高生活质量的大款们。

  住房在这种精神回家的追求中成为可靠的港湾,也变成了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价格则伴随着这种精神的需求而不断上涨。

  十、不可忽略的收入增长。

  几乎全社会听到的都是中国高房价的怨声载道,更培育出了无数的泡沫梦幻。既有人用不正确的计算方式中的房价收入比的概念来说明中国的泡沫,也有人用房价租售比来证明这个泡沫将要破裂,但却从来没有人承认房价的增长幅度与数倍远远小于收入增长的幅度与倍数。

 如果用价格与收入的同比计算,1998年房改货币化时的全国商品房住宅平均价格只有1854元/平方米,同样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425元/年,家庭 平均为3.16人/户,则家庭年收入为17143元/年,一年的收入可以购买当年的商品房为9.5平方米,8年约购买74平方米的住房。全国1998年的 住房中位数面积为62平方米,则房价收入比在1:7以下,也就是说大部分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在1:6以下,少数地区的房价收入比在1:8左右(因为收入合理 应用中位数,房价也应用中位数价格,则全国的平均房价收入比都在1:6以下)。

  今天2009年的全国商品房住宅平均价格为4445元/ 平方米,同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75元/年,家庭平均为2.96人/户,则家庭年收入为50838元/年,一年的收入可以购买当年的商品房为 11.44平方米,全国的住房面积中位数约为68平方米,则8年的收入可以购买91.5平方米的商品房,6年的收入正好购买68平方米。房价收入比都平均 在1:6之内,换成中位数技术,则仍是绝大多数地区房价收入比在1:6之下。

  再看各自的增长情况,房价从1854元/平方米增长到4445元/平方米,增长了1.39倍,而人均可支配收入则从5425元/年增长到17175元/年,增长了2.16倍,很明显收入的增长远远高于了房价的增长。

 问题只在于平均数中只反映了一种统计中的对比情况,实际的生活中则一部分人大大的高于平均收入,而另一部分人则大大的低于平均收入,于是就出现了一些人 可以用更高的价格、更大的面积改善居住条件,而另一些人则只能靠政府的保障解决住房问题。恰恰是略低于活略高于平均收入的一群人,既不能纳入政府的保障范 围之内,又没有充分的能力可以任意的选择消费,但又有较高的消费欲望,于是成了被美誉为夹心层的一群,也成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也要攻击房价与社会的主力。

  问题还在于中国的商品房住房生产量每年仅有500万套上下,按城市现有家庭户数计算大约只占2.5%(城市人口约6.07亿,2亿多户),只能优先满足那些收入高于平均值的家庭,只有当供给量大量增长时,才能用不同的产品覆盖更大的受益群体。

 因此在收入的增长中,特别是高收入群体收入的快速增长中,房价也就停不下上涨的脚步。试想能在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中停下收入增长的脚步吗?试想能在资产价 格的增长中停下土地价格增长的脚步吗?除了扩大供给之外,缺少供求平衡的条件时,房价只好承担更多的上涨压力了。中国加快国民收入分配的政策只会提高民众 收入增长的速度。

  也许还能举出更多的理由来说明房价必然上涨的原因,但只希望房价上涨的速度不要过快,不要超过了收入增长的条件。

  我同样可以举出许多房价会下跌的理由,但至少目前这些国际上曾经出现的让房价暴跌的理由尚未在中国出现。

 如果经济的下滑、房贷中的高杠杆率(中国一次性付款购房的比重超过了50%,贷款只占全部销售额的19%),人口的下降、家庭分裂速度的下降(这些大约 都在2020年之后才开始),如果政府投入的减少、货币的高速升值(日本当年升值了4倍多),以及大量失业导致的收入减少、城市化率的减速等等。

  而当下降的因素尚未出现、上涨的因素占主导地位时,必须正视这种目前发展阶段的特征,并用对症下药的方式解决供给量增加的问题,才有让房价平稳增长的可能。

  用政策的强压硬将房价打下去的可能在中国是存在的,非市场化的经济运行中政府的力量是可以强大到指挥经济运行轨迹的。但这种强压下的市场是政府的主导目的吗?会让中国比其他国家更强大吗?

  房价只有在正确的认识与分析中才会具有理性!
作者任志强是北京市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华远集团总裁

文章来源: 任志强搜狐博客2010-03-31
全文链接:http://renzhiqiang.blog.sohu.com/147318338.html

                        马化腾:不拼红海,另觅蓝海

    我们一直在看(互联网)这个行业到了2010年整个势态会怎么样,因为我们内部要做规划、预算、产出,要考虑很多这样的问题。总的来说今年还是比较稳健的 发展,尤其是互联网,像去年受到比较大影响的网络广告应该会有好的成长,当然品牌广告的成长毕竟还是比搜索慢一点,但搜索市场现在也是风云变幻,也面临洗 牌的格局。刚才会上很多谈到搜索不一定会影响这个业务,但是后端销售团队和人才争夺,我们已经看到很多报道,很多公司已经行动起来了。

  一定程度上,在2010年对于搜索收入和未来人才格局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其他的产业应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特别是互动娱乐仍然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增长。

 但是我们也看到游戏产业已经是红海,竞争非常激烈,有喜有忧。喜的是今年中国网游出口比去年有比较大的增长,这是比较有象征意义的,要走向全球化互联网 服务,这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忧的是我们看到过去很多老牌网游的游戏产品,经过七年、八年的成长,不知道其生命周期会有多长,确实比较担心略现疲态,结果 是不是这样?还要拭目以待。

  我们当然希望一款有品质、有知识产权的网游产品能够有更长的生命周期。韩国最早的《天堂》已经推出十年左右,却还在继续创新高,这已经是非常难得。所以这些经验值得国内的网游公司学习,学习如何在老的基础上保持和稳住,同时还能再开发新的网游产品。

  从腾讯的角度来讲,网游策略是争夺新兴领域,比如细分化的休闲竞技、竞速、赛车、舞蹈等新类型领域。在过去一年半到两年的拓展中,已经成功地从零开始,在缺乏这部分风格的市场闯出了一条路,创立了在细分市场的领导地位,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

  我们总结过去每一个领域,网游市场很大,在每个细分领域,往往是第一个先行者会在后面几年保持很高的竞争优势,再往后虽然也有竞争优势,但会出现落后的态势,所以腾讯的策略是,不在红海里面竞争,而是先找一个新的蓝海市场,事实证明这个策略非常成功。

 腾讯现在是两条腿走路,回过头来看原来的红海,发现整个格局有点变化。我们也想努力挤进大型网游领域,公司内部也有很多团队工作室,努力了好几年,也希 望有比较好的结果。对于无线增值业务和电子商务我觉得前景非常好,会高速成长,现在大家还在投入期,未到急于收割、寻求回报的时候,这是非常好的投资时 期,腾讯也希望把更多的利润投入到新兴领域,只有这样未来才能保持整个战略顺利实施。

  腾讯关注市场的角度可能和风险投资看的角度不一 样,我们更多看怎么能够把一个技术,或者是一个知识产权,或者是一个创业团队融合到我们这个平台,或者是保障我们产品线平台的供应链长期稳定。但同时我们 也看到,市场上对过去这两年非常热的一些领域比如SNS、视频应该说比较冷静了,的确如当初预料的一样,太热了,所以没有跑得出来,或者哪一家独大。
 在各个门户纷纷进入到SNS领域后,正如曾经的博客,原来独立的几个SNS网站都受到了比较大的压力。在SNS的APP应用方面,最热门的就是农场系 列。这个推出来之后,我们看到产业发生了比较微妙的变化。因为这个产业没有像美国市场那样,出现一家独大或者是两家存在的局面,在中国是存在有太多家,所 以说它分割的结果是每个人的动力都会受到削弱。

  因为当初一旦看好国外有成型的模式,所有的风险投资都几乎同一时间进来,所以一下子就出 现七、八家类似的模式。其中五、六家拿到钱都在同时发力,这会形成一个不太理想的结局。当门户开始发力的时候也让这个产业发生较大的变化,所以博客、 SNS还有现在最新的微博基本上都会成为标配,这是中国的特色,有人写文章称这是全球罕见的奇特现象。

  这就是中国的国情,由于大家的起 点比较一致,导致投资少了,尤其是视频,最近这几个月,应该看到资产权、内容这块的压力是很大的,但不是说一家两家只买正版就可以解决整个产业的其他问 题。所以在视频方面,腾讯一直是隐而不发,保持适度的投入来热身,熟悉这个市场,了解方方面面的环节,我们是希望等到这个产业链更加清晰的时候再更加发 力。之前,视频方面的技术投入我们都在做,包括在各种终端上介入。

  我认为现在比较热的点有两个,一个是无线互联网,另外一个是电子商务,尤其是各种垂直B2C网站。

 传统做C2C的也纷纷转型B2C,因为感受到了B2C的压力,即使如淘宝,我们感觉到它也是在不断的有变化、有转型的动作。同时这还引起生活类、差旅类 等等商旅新兴领域纷纷崛起,这是蛮好的投资机会。电子商务比较独特,如果一个公司某个方面很强的话,别的平台就会希望跟你合作,而不会认为你将取代它。因 此,腾讯也希望电子商务业务方面能跟很多垂直B2C展开深层次的合作。

  在移动互联网方面,这个可能还早了一点,因为现在还无法看到移动 互联网可以像B2C那样在投入后就可以获得用户并实现盈利。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们会使用手机上网,现在4亿网民中约2.5亿已经在使用互联网。随着宽带、 无线宽带、手机智能化发展,人们可以利用各种碎片时间增加上网的接触面,未来很有可能用户在手机上接触互联网的时间远超在PC上的时间。所以我们看到很多 投资落在移动互联网,一些互联网方面很强的公司也在重兵押注无线互联网,我认为这是一个启示。

文章来源:中国企业家网站专稿(2010-03-31)
全文链接http://money.163.com/10/0331/13/633VC0OA00253B0H.html

                    李彦宏:互联网企业应担负全球化责任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中国经济的飞速成长举世瞩目。但有一点却让我们感到尴尬,那就是至今没有真正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企业与我们日渐强盛的国力相匹配。

  这的确是不太正常的现象。因为,无论是美国的IBM、通用,还是日本的索尼、丰田或是韩国的三星、现代,人们只要一提起这些国家,很容易就能和这些真正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企业联系起来。

 作为非常朝阳的互联网企业,我们一直是通过自由市场的竞争成长起来的。我认为,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更有责任去做全球化或者说国际化的尝试。其实,早在四五 年前就不断有外国朋友问我:“什么时候中国会出现一个在全球具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公司?”我对他们说,大约是在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数量达到全球第一之后五年多 的时候。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任何技术革新,都是由需求来推动的,市场推动需求,才相应让人去找到解决的方案来进行创新。而由创新产生了 新的应用,新的应用又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推广到全球。我觉得,直到中国真正成为世界上互联网人口数量第一大国时,我们才可以比别的市场更早碰到用户的新 需求,因而更有可能产生创新,产生可以推广到中国以外地区的这些应用。

  2008年中国成为世界互联网第一人口大国。不久前CNNIC刚刚公布的最新统计数字表明,中国网民人数已经接近4亿人,这也为中国互联网企业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过去15年,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更多地使消费者认识到互联网,并让他们从使用互联网中获益;未来,也将有更多企业通过互联网应用而获益,尤其是传统产 业和互联网的结合。现在这个趋势也已经开始显现,中国互联网应用中增幅最快的几项都和商务交易相关,比如网上支付、旅游支付、网络购物等。

  随着互联网产业逐步走向成熟,我相信下一个10年也正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国际化的真正机会。百度从几年前就开始了全球化的相关工作。2008年百度日本公司正式开始运作,目前已经成为日本当地第四大搜索引擎。
  国际化很可能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工作,而且需要比较大的投资,但是总有一天我们会看到这种投资是值得的。百度内部已经设立了这样一个目标——下一个10年,我们要让百度这个名字在全球一半以上国家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

 几年前曾在央视热播的一部纪录片叫做《大国崛起》。看过这部片子后,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国家的国力越强盛,经济就越强大,它的企业就越能在全球发挥影 响力。我相信,未来10年,一定会有一批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企业在我们这一代企业家手中诞生,也只有具备全球影响力才能够真正称得上强大。

(作者为百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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