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文摘(第一百四十二期)

作者: admin 日期: 2014-03-11 16:41:12 人气: - 评论: 3187

厉以宁:经济体制改革可打破投资冲动怪圈

    在改革过程中,投资冲动怪圈一直反复出现。地方政府对GDP的追求和GDP增长的积极性大于中央政府,而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兴趣小于中央政府。另外,地方为 了增加自己的财政收入和缓解就业压力,总是要增加GDP,这就得增加投资,信贷量也随之扩大。这样一来,在全国范围内投资的急剧上升和信贷通胀就造成了产 能过剩和物价上涨。这些引起了中央政府的注意,于是就会出台紧缩措施。投资被压下去,物价上涨的趋势也不会慢慢下来,因为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很多,还可能 是成本的推进、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等,经济就陷入了滞胀的局面。

   在投资滞胀、投资冲动的情况下,进一步发展会从实体经济转到虚拟经济里,形成资产泡沫。而这个泡沫是一定要破的,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不可能维持长久。因 此这种泡沫如果破裂的话,就会影响到所有的房地产公司。股市也一样,股市的泡沫在炒作过程中可能上去,但随着实体经济的下来也会下来,如果市场投资冲动又 引进了资产泡沫的陷阱,那就会产生问题。

  怎么应付这一问题呢?除了结构调整、用行政手段来贯彻产业政策外,最根本的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政府定位。政府要把自己的位置摆好,不能包办。市场做得了的市场做,市场做不了的政府做,这大体包含四个方面:一、有些社会效益高而经济效益低的行业, 需要政府做,比如义务教育、基本的医疗保障、公安、国防等;二、个人收入分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收入分配是按照提供给市场的生产资料的质量决定的, 而且也是扩大内需的一个障碍。市场做不好,就由政府来做;三、地区的收入差距。比如目前,西部大开发就必须依赖政府多做一点;四、根据经济运行情况和宏观 调控的手段,政府宏观调控应当采取适当的政策,而不是不作为,但政府作为最终还是要依靠市场。

  要进行投资决策体制的改革。现在仍是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决策体制,应当有一定的规章来约束这些投资决策,关键在于要把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决策体制逐步转向市场主导型的决策体制。所以,国有企业一定要改革,让市场决策机制起作用。

  行业垄断体制的改革要加快。行业垄断往往跟行政垄断结合在一起,阻碍企业的公平竞争,把过多的信贷资金通过行业垄断转移到了资产泡沫的投资中去,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产能过剩和资产泡沫。

  扶持民企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全国的个体工商户有上千万户,每个企业增加三到五个人,就会增加很多人就业。最后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必须加快。真正使农业产业化推行,产业链延长,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必由出路。(作者为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3月22日)
全文链接http://news.hexun.com/2010-03-22/123062176.html

                   李克强:调整利益格局 促进发展方式加快转变

   当前,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取得明显成效,经济回升向好趋势不断巩固。同时,由于世界经济存在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国内长期矛盾与短期问题相互交织,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依然复杂。挑战和机遇前所未有,但机遇大于挑战。

    把中国经济发展的好势头保持下去,需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致力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经济转型和发展模式创新,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经济 发展方式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于经济结构不合理。调整经济结构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管理好通胀预期的重要结合点,是顺应世界经济技术发展新趋势、增强经济 抗风险能力的必然要求,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举措。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首要任务是扩大内需。中国将坚持以内需为主、内外需结合,使广袤的回旋余地转变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继续优化投资结构,积 极寻求投资与消费的结合点,努力实现增投资、扩消费、惠民生的一举多得。进一步做好基本民生工作,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培育新的消费热点,着力扩大居民消 费。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调整城乡和区域结构,挖掘城镇化蕴涵的巨大内需潜力。

    产业结构调整是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我们将面向国内外市场需求,紧紧依靠科技管理创新和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失时机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提高服务业产值和就业比重,培育壮大现代产业体系。尤其是以节能增效和生态环保为抓手,强化技术改造,淘汰落后产能,加快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 济和节能环保产业,推广应用低碳技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实现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键在理顺体制机制,难点是调整利益格局,根本上还要靠改革创新。我们将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加快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改革,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切实放宽市场准入,积极鼓励创业创新,支持和引导民间投资, 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积极性,增强内生动力。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实现互利共赢。国际社会应采取实际行动,共同反 对贸易保护主义,促进世界经济健康复苏和持续发展。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  2010-3-22
全文链接http://news.hexun.com/2010-03-22/123061417.html?from=rss


                 刘煜辉:破解人民币升值困局关键要降低储蓄率

   除了资本项目管制外,资本/劳动比快速上升及劳动生产率由减速重新向上,这些因素都构成影响当前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对此,我们应当调整和平衡经济结构,促使储蓄率下降和消费增长,以此破解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最近一段时期,美国人的强硬施压、经济学家的理论推演及产业界的焦虑,这些因素混杂在一起,让人民币汇率再次成为一个市场热点。

    从目前看,“人民币币值低估”似乎已经成为海外主流经济学界的一种共识。其中,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表明,人民币币值至少被低估了 25%~40%,并且认为这个结论还偏“保守”。而中国经济学界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主流观点相对温和一些,有专家认为至少需要升值10%。

  那么,当下人民币汇率相对于均衡汇率是否有根本性偏离,且这种偏离程度是否合理?对此,笔者只想提出一个问题供大家思考,如果目前中国的真实通胀水平(包括资产泡沫)上升了,是否已经修正了这种根本性偏离?

 我们不妨做个压力测试。倘若今天的国内居民和企业能自由兑换美元,进行全球资产配置的话,谁还会在北京四环买一套比伦敦金融城、纽约核心CBD还贵的公 寓呢?如果资本管制放开的话,中国的资本项目是流入还是流出?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依然会继续?外汇储备还会持续增加?

  这说明,“人为筑坝(资本项目管制下)”的因素对目前人民币升值也构成压力,这其中也存在着“虚火”。但如果将通胀压了下去,将资产泡沫也挤掉了,这种根本性偏差仍会浮现。所以,名义汇率还会上升以弥补这个偏离。

  事实上,通胀与均衡汇率的上升在大部分时间内是一对孪生兄弟,除非经济加速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自经济体的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的结果,通胀才会被财富增长“化虚为实”。

 确实,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靠的就是全面提速的高投入,特别是2009年中国的资本形成增速超过了30%。随着资本/劳动比的进一步快速上 升,出现减速势头的劳动生产率在2007和2008年又重新向上。这些都是均衡汇率上升压力的主要来源之一。所以,一旦通胀水平下降了,资产泡沫被挤破 了,经济又出现减速,那么人民币的均衡汇率自然会跟着下降。

  另外,人民币名义汇率的上升或升值,能否成为当下调控通胀和资产泡沫的一种政策工具?

 因为,坦率地讲,国际经济学著名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在中国已经出现。也就是说,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其实际汇率也应该不断上升。由于贸易部 门的生产率提高往往会快于非贸易部门,所以非贸易品对贸易品的相对价格要上扬。如果这没有反映在名义汇率上,就必定会反映在房地产或服务业价格的大幅上涨 上。

  当然,“巴萨效应”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名义汇率的任何变动可以调控资源从贸易部门向非贸易部门的流动,这主要还取决于经济体的内在结构是否支持这样的流动。

  鉴于当下中国市场配置资源机制的缺失,金融、电信、电力和传媒等行业存在着“国有垄断”的倾向,国有资本依托资源、资本优势已在第二产业中攻城略地。

  由此,汇率的升值,导致从贸易部门出来的资金只有两个流向:一是短期内将大量涌入虚拟经济中,由此导致资产泡沫的不断放大;二是向外走,这取决于外部经济和资产价格吸引力,以及挣脱资本管制的成本大小。不管怎样,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即将导致泡沫的破裂。

  笔者认为,若选择渐进升值的路径,泡沫必定会再度升级,并引发大量资金外流,进而挤破泡沫的可能性会更大。

 最近,有经济学家提出“升值+加息”的政策搭配建议,这或许能对升值压力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泡沫却难以实现“软着陆”。因为,加息将直接挤压私人资 本,利息调整将重新分配全社会的经济利益。其中,经济中的弱势群体(高负债家庭、中小企业和私人资本)都可能是受损的对象。同时,“升值+加息”,也将加 速产业资本从贸易部门的撤离,最终将挤破泡沫。
  也许,目前我们还很难在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之间求得一个完美解,除非我们能加速推进经济结构改革,降低储蓄率。

 其中,结构改革的核心就在于要突破“垄断”,让资源配置的权利回归市场。这样,资源自然会实现从贸易部门向非贸易部门的流动,由此可创造出更旺盛的就业 需求,财富也可以真正实现从政府和国有垄断部门流向家庭的转变。一旦储蓄率下降和消费增加了,内部经济结构将不再失衡,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压力也将会自 然消解。

  作者为经济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
文章来源:上海证券报2010年03月23日
全文链接http://news.hexun.com/2010-03-23/123073145.html?from=rss

              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中国的出口模式不可持续
 
    中国目前最关键的挑战就是摆脱经济衰退,与其他国家一起走出衰退。另外,中国又存在一些长期的挑战,比如长期的不平衡、环境、和谐社会等方面的挑战。美 国、欧洲和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不能完全依赖于私营部门自己复苏,他们必须要非常的注意,应该出台什么样的经济刺激方案。

    如果他们不谨慎的话,市场重新进入衰退是很有可能的。中国目前的挑战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包括在长期和短期内解决现存问题,包括教育,也是一直强调的领 域。还有扩大绿色投资。昨天还谈到了创新,还有社会基础设施的提高改善等等。我也想简要介绍一下。亚洲经济是一个亮点,在不断增长。但世界其他地方的复苏 还存在严重的问题。我们对强劲的增长不能太有信心。主要问题是全球经济是由住房泡沫和消费驱动的,现在已经破灭了。

    美国政府的临时支出起到了暂时填补空缺的作用。但是还没有长期支撑增长的主导因素存在。在中国,我们看到中国的增长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了最强劲的动力。目 前的症结比较简单,就是部分国家的产量超过需求量,一些国家的需求量超过产量。美国婴儿潮的那一代人即将退休,应该为他们累积储蓄,而不是带来更多的贸易 赤字。在讨论全球失衡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全球经济结构失衡不是引发此次危机的主要原因,但是这样一个经济失衡可能会成为未来担忧的理由,因为它可能 导致新一轮的危机,我们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带来的持续压力。
 
    但是怎么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我们必须要分析全球失衡的原因是什么。美国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多讨论,包括储蓄不足、过度消费等等。美国现在的储蓄率和经济 增长需要的动力仍然有GDP3%的差距,但世界其他各国也存在过度储蓄的情况。实际上有两类国家,主要是外汇储备避免国际经济波动,亚洲国家在1997年 他们得到了这样的教训。如果你的外汇储备不足,就不能应对国际经济的波动。还有一些新的国家,就是2008年,如果你有大量外汇储备的话,在管理和应对危 机的时候就会做得更好,这就使他们持续储备外汇。还有一个原因是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也会带来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

    全球经济失衡的解决方案20国集团的主张可能不是特别合适的。首先是提议美国提高储蓄率,当然这有道理。它让中国持续增加消费,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的。 但是,在我看来,有两点值得警惕。因为美国式的肆意的消费方式泛滥到其他国家,世界将无法承受。无论如何单纯提高中国的消费量是无法解决单边赤字问题的。 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解决方案,我们必须了解全球的症结是什么,一方面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很多需求不能得到满足。

    就像我们之前谈到的问题,我们需要加大对扶贫的投资力度,同时还要对储蓄进行再投放、再利用,提高生产力。对国际金融市场来说,在目前的情况下还继续失 灵,这些生产力就很难被投入到更多领域。中国出口驱动型的增长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它是一个驱动供给的模型,创造了很多就业,以出口弥补供需之间的缺口。 但是,他们越来越意识到这样一个模式难以维持。一方面有很高的政治压力,全世界都给中国压力。同时,大家也讨论中国汇率调整,过去四五年都在谈论这个问 题。
 
    其实还有一点大家的关注不足,就是汇率的调整会增加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尤其是西方农业继续农业补贴的话,会使问题更加恶化。中国政府要采取更多的财政调 整来应对农业恶化的问题。中国的出口模式不可持续,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十一五”规划中有所体现。但目前进展很缓慢,中国的储蓄率还是非常 高。问题是我们是否要强调这一点?这不仅仅是居民储蓄的问题,当然居民储蓄率已经很高了。但是,真正的问题是企业储蓄率高企。

    而家庭收入在GDP当中所占比重是很低的,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情况不同。要解决收入分配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但是仍然很迫切。因为这符合中国建设和谐社会 的目标,企业高利润反映出部分工人工资较低的现实。另外一方面,对劳动力的需求会越来越高,在这个过程中要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就业机会,要发展省级 和地方的银行体系。另外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就是让工人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工资可能会有所提高,因为劳动力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

    当然,在一些关键行业存在市场条件扭曲,导致企业高利润,比如资源和土地定价过低。与此相关的还有政府通过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收入进行投资,这也是一个目 的。另外,除了提高工资来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还有就是提高农民收入。我想谈一谈从出口导向模式转变为投资依赖模式可能存在的危险。首先,存在产能过剩恶 化的风险。第二,在公共投资领域出现投资过度,但回报率低的风险。中国的情况不同,在会议上听到大家说中国公共投资的收益比较高。

    但是,需要在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进行投资,以提高长期收益。出口导向这个模式的利弊是什么呢?比如说在促进创新、提高教育、科技进步为基础的增长方式,可 以帮助中国构建和谐社会。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可以作为“十二五”的计划。我想强调的是我们要注重生活质量,而不是GDP。这也是世界经济表现测量委 员会关注的重点,OECD也非常支持关注人类发展指数的做法。需要强调的是对你的工作衡量的时候,这样一种衡量指标的设定是同等重要的。

    因为我觉得人类发展指数是比GDP更好的衡量标准。中国必须要学习世界其他地方失败的教训,尤其是谈到机制建设方面,市场不会自我监管,市场不会自动平衡 私人回报和社会回报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些事实,同时市场充斥着大量的外部风险,我们需要在市场主体之间找到平衡。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一方 面需要控制,另外一方面也需要扮演建设性的角色。制度变革也是中国“十一五”规划当中尚未完成的整体目标,比如我们需要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框架,兼顾效率 公平,而不是基于芝加哥已经失败的法律与经济的模型。

    比如我们需要更多的关注公司治理,以及美国和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不足,尤其在这次危机当中扮演的角色。下面谈一谈中国机制改革的情况,我只想说中国的税收 政策。税收政策可以增加收入,并且提高效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来举三个例子。可以征收财产资本利所得税,征收出口税,可以减少贸易盈余,可以征收物业 税和对土地征税,可以对土地进行更有效的配置,把收入更多地运用到公共投资当中。

    我简单谈一谈全球经济格局。中国在全球经济复苏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长期来说,更为重要的关注,比如在汇率方面需要新的国际储备体系框架,这也是联合国国 际货币和经济体系改革委员会提出的建议,中国也强烈支持这个委员会的提议。其他成员也表示支持。它有助于解决全球变暖和发展的问题。实际上是传统理念进入 的时候了,包括凯恩斯主义。一个富有活力的国际经济格局需要不同的变化,新的模式需要关注和谐、关注人们福祉以及创新和环境的问题。

    西方经济模式导致了巨大的不平等、失业和不稳定问题。从长远来看,资源掠夺性的生活模式是不可行的,改革经济发展方式可以有助于帮助中国走向和谐社会,在 竞争中为长期稳定增长奠定基础。中国一贯认为中国是摸着石头过河来改革的。中国的增长在过去很长时间已经以全球化为基础,现在有了新的国际经济格局,比如 国际经济体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在摆脱当前危机方面已经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子,要进行生产方式的转变,以保 持长期的增长。

文章来源:中国企业家2010年03月23日
全文链接http://www.cnemag.com.cn/fenxplun/newsfx/2010-03-23/186832.shtml

                       许小年:转变发展方式需制度变革

   经济增长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服务于终极目的的手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口号,也不是政策,而是一场深刻的改革。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以来,十几年过去了,现在重新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唯一的变化就是在前面加了“加快”两个 字,这说明十几年中国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方面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可见问题之迫切,我们已经耽误了很多时间。为什么过去十几年中,几乎每年都在讲转变发 展模式,却又年复一年的复制传统模式。原因到底何在?两个方面:一是认识上问题,主要是对转变发展模式迫切性认识不足,在经济过程中重短期轻市场,重 GDP,轻长期可持续性;二是落实措施出现偏差,重政府轻市场,重正式规划轻企业和民众在市场中的创造力。

  构成转变发展方式的严重障碍

 传统增长模式的一个特点是单纯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效益,对于这种模式,多年来社会上存在着不以为然的态度,认为这不是什么坏事。此外,经济增长过分依赖 投资和出口。对于这样的结构性扭曲,有人认为我国人均GDP在世界排名偏下,投资基础设施有很大空间;同时,我国科技水平总体仍然比较落后,劳动力素质 差,短期不能放弃低端出口品。这些认识恰恰对转变发展模式构成了很大障碍。因为当投资驱动必然向资本密集型的重型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倾斜时,发展重点是重型 制造业和基础设施,而这些资本密集型行业却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能够创造足够就业机会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却长期落后。在省部级会议上,中央领导同志多 次提到吸收富于劳动力,而追求经济的高增长又要依靠增加投资,于是我们就陷入了传统模式增长的恶性循环,经济增长短期内要增加投资,又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 机会。如此恶性循环,掉到了传统模式的陷井里。依我之见,打破这种思路的方法不是保八,而是加快转变发展增长模式,要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服务业是劳动密 集型的,当我们将重点转向服务业,经济增长不需要8%,5%也可以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以此维持社会稳定。制造业升级换代需要靠资本和金融的操作、现代化 的物流以及管理,而研发、金融、物流、管理统统都是服务业。

  至于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出口导向,国内外形势已使我们低端的出口难以维持下 去,在银行信用紧缩情况下,即使危机后,美欧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也不会回到危机以前。这场危机所带来的波动,不是单纯的周期性,而是结构性的。即使欧美国家 完全恢复了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也不会回到过去的水平,不要以为危机过后照常,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加之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指责中国人为压低土地资金 和资源价格等等,连发展中国家也加入了对华贸易制裁的行列。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如果不加快向国内市场的移,势必将我国经济暴露在日益增长的国际风险之 下。正如中央领导同志而言,国际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

  除了外部形势,内部形势的变化也给我国传统出口行业带来了 更大压力。内部压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民众权利意识觉醒,这使得我们过去低成本的模式很难再持续下去。比如征地,老百姓意识到,政府把老百姓的地卖出去多 少钱,就应该付给我多少钱。所以政府征地的成本越来越高、越来越困难。过去企业可以不顾环境成本,而现在由于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环境成本显性化。此外, 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劳动力成本也在上升,在各个地方,成本上升使我们出口企业正逐渐丧失原有优势,出口作为传统增长方式的一大支柱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 战,在这样的形势面前我们不能安于现状,更不能以增长模式转换的艰巨性、复杂性为借口力图维持现状,这种态度是不可取的。

  中国需要真正的制度变革

  欲改变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中的一系列弊病,单靠政府没有用,单靠中央号召没有用。真正需要的,是制度变革。没有体制上的重大突破,就难以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改变。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一个政策,而是一场深刻的改革。

 以消费投资失衡为例说明体制改革对于转变发展方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传统的发展方式投资过重、消费过轻,现在的情况是外部需求疲软,国内产能过剩,由投 资和出口驱动的传统增长模式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分析一下GDP构成,只剩下一条,就是消费。提升居民消费已经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无可选择之选。 但当我们需要消费支持经济增长时,却发现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46%滑落到08年的35%,短短不到十年时间,消费占GDP比重降低了 10个多百分点,这个数字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传统增长模式已经失去目标。我们过去一直在为增长而增长,而不是为提高民众生活水平而增长,经济增长变成了目的 本身。经济增长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服务于终极目的的手段,经济增长仅仅是一个手段,但我们多年强调GDP已经给我们养成了思维惯性,把手段本身看成目 标,结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不断下降。换句话说,老百姓的相对生活水平在下降。因为经济增长的蛋糕分配中老百姓的消费得到了越来越小 的一部分,我们已经忘了经济增长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毫无疑问应该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造成消费不足的原因大概来自四 个方面,一是收入增长缓慢。尽管每年官方的增长速度与GDP大致相当,但官方数字到底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增长,谁也无法确定。二是社会保障体系落后。 人们不得不自己存钱,以备不测之需,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储蓄率这么高。三是房价暴涨迫使老百姓不断增加储蓄。可是现在存钱的速度仍然跟不上房价上涨。四是 财富的积累向国有部门倾斜,而国有资产不能用于私人消费。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那么将增长的动力从投资和出口转向消费就迎刃而解。

  第一是通过减税增长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第二财政政策要从投资领域中退出,让更多财政支出用于充实保障体系、调整经济结构以及提升消费。第三是要增加土地供给,平抑房价。最后是资产的再分配,就是财政分配向个人和家庭倾斜。

 除这些政策外,城镇化是拉动财政的另一有效措施。一方面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可以创造新需求。我国46%的城市化水平远远低于发达新兴工业化国 家,还存在很大的发展潜力。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城镇化为依托,将增长需求拉动从投资和出口转到消费上来。而对于提高城镇化程度,仅发展城镇户 口是不够的,要提供大家负担得起的医疗服务、教育和住房,而要做到这些就要求解除管制,开放投资机会,鼓励社会投资进入。为了推进城镇化,作为促进消费手 段和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我们是不是把方向搞反了,应该是跟着农民进城,而不是下乡,这样的政策需要重新检讨,与转变发展方式相适应的政策应该是向前 看的,着眼于将农民转变为市民,转变小农经济。

  提升消费,抑制投资,需要制度改革,因为投资过重同样存在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如GDP挂 帅的干部考核指标体系。除此之外,还有人为压低土地价格、资金价格和能源价格,鼓励大家上项目,降低资本、要素成本,鼓励投资。以增值税为主的税收体系使 得各级地方政府对投资乐此不疲,多多益善。企业赚不赚钱没关系,但政府收税,税收马上有了。过渡投资在传统增长模式下已经变成了一种制度病,单靠政府发文 限制和严格审批是治标不治本,真正能够抑制这种过度投资的是综合性的制度改革。首先就是要改变官员的考核体系,放弃考核GDP,改为考核民众满意度。从 GDP评选转向群众满意度,启动土地制度改革,建立真正的土地市场,让政府和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的投资活动,让市场决定投资方向和规模,让企业和投资 者承担投资收益。

  传统增长模式中,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是服务业的落后。中国的服务业占GDP不到40%,同样是体制和制度造成的。体制 中危害最大的是政府管制,重要的服务业如交通运输,空运、海运等,我们都知道,基本上是国有为主体,电讯服务业国有,金融服务业国有,医疗卫生、文化教育 等等能创造大量就业的、提升中国经济素质、效益的服务业都处在政府严格管制之下,人为制造壁垒,因此政府要放松管制和解除管制,依靠市场和民众的力量,使 我国服务业取得尽快发展。

  所有改革都是困难重重的攻坚战,因为每项改革都涉及了方方面面的利益,在众多利益中最大的就是政府资金,改革 就会涉及到政府各个部门利益的重新划分。由此,国家不妨成立一个独立的、直属中央领导的,与各部门、地方政府没有关系的国家改革委员会,摆脱政府部门以及 社会利益集团的干扰。每个公民都可以对国家事务提出自己的建议,国家改革委员会广泛采纳各方意见,研究设计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体制改革方 案。如果有一天这个委员会能够成立或征召工作人员,本人愿成为第一个报名者。

作者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中国企业家(2010年3月19日)
全文链接http://www.cnemag.com.cn/zlbkjc/2010-03-19/186685.shtml

                           沈联涛:与汇率跳华尔兹

 货币一般有三种基本职能:交易媒介、计价单位和价值储备。当我们谈论汇率时,其实是指国内货币与一种基准货币的价值之比。

  我们一般使用美元作为基准货币,因为美元是全世界最广泛使用的储备货币,占全球外汇交易和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且相对其他货币,美元价值更为稳定。

  但是,随着美国不可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和不断增长的外债,美元面临结构性贬值风险,这使全球范围内的不确定性增加。

  然而,真正的问题是,所有的汇率都是相对值,不是绝对值。汇率的值并不是基于实物,而是相对其他纸币的价格计算出来的。

  如果我们用金属作为标准,例如黄金,当全球对流动性的需求增加,而黄金供应量却不能相应增长时,就会发生通货紧缩。而且金本位过于严格,因为所有的货币都和黄金挂钩,当一国有财政或贸易赤字时,就有相应量的黄金流出政府或国内。

  用纸币的优势在于,货币的供应可以根据国内或全球的需求调整。货币主义者认为,通货膨胀本质上是货币问题,由于发行货币太多而导致。货币增发的渠道有财政赤字的扩大、银行信贷的增加和国外资金的流入三种。

  你可以开动印钞机发行国内货币,但是你不能印外币。换言之,你可以通过印钞票让国民承受通胀税,但是外国投资者可以抽走资金避免货币贬值。外国投资者一旦停止投资和借款,你就将陷入财政危机或货币危机。

 货币政策的底线是,在长期内,你的支出不能超过你的收入。因此,传统的经济学家认为,灵活的汇率政策可以减少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代价,从而可以用这种 简单的方法解决赤字问题。灵活汇率制度下,每天的汇率波动实际上有助于国内商品的价格调整,但是最终,你总会依赖于用改变汇率的手段解决过度消费的问题。

  这正是希腊悲剧的原因所在。希腊是欧元区成员国,必须遵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条约要求成员国停止印发过多货币,以确保欧元的价值稳定。条约规定,区内各国必须将财政赤字控制在GDP的3%以下,将国债与GDP的比率保持在60%以下。

 希腊在2009年的财政赤字是GDP的12.7%,国债目前达到GDP的120%。过去十多年中,它们用各种手段隐瞒赤字,包括和投行做掉期交易。在 20世纪90年代,国际投行在日本用高超的手法,帮助日本企业和银行掩藏他们的损失。今天,它们已大胆到帮助政府“美化”财政数字。

  对 于公司或政府,当支出大于收入时,无论固定汇率还是灵活汇率都无法掩藏它的债务,真相终会被公众发现。在固定汇率下,因为要执行严格的规定,所以债务会很 快显现出来。灵活的汇率制度试图用弱势货币鼓励出口。但是如果政府通过发行货币以促进出口,那么外国投资者迟早会停止投资或借贷。

  希腊原以为,由于身处欧元区,其他欧洲国家会援助它,即帮忙偿付希腊的过度消费。但是希腊不能让欧元贬值,所以必须调整财政或就业政策。那么,固定汇率就最终迫使希腊进行结构性调整,因为欧洲国家把这种调整作为援助希腊的前提条件。

  不能认为汇率只是双边的,即货币A与货币B之间的关系。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东亚国家的货币基本上是以美元为基准,有些是固定汇率,有些是浮动汇率。然而,各种货币之间都有某种比率。

 例如,1997年危机之前,马来西亚的林吉特与美元的汇率大约是2.5林吉特换1美元,同时1美元可以换25泰铢、25菲律宾比索和25台币。可见,林 吉特与这些亚洲货币的汇率大约是1∶10。这使东亚各国之间的贸易非常方便。每家央行都知道,如果货币的汇率相对美元和邻国有变动,那么就会带来贸易竞争 的问题。

  亚洲的货币格局可以形容为“互相跳着华尔兹”,这种格局根本上是由亚洲全球供应链形成的,除非遇到严重危机,否则是比较稳定的。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当大多数货币都采用浮动汇率时,亚洲又出现了这种格局,因为亚洲作为全球的供应链,要求各国间的汇率保持竞争性的稳定。

  总而言之,汇率根本上反映了实体经济的强弱。你可以用浮动汇率演奏短暂的爵士乐,但是如果你过度消费,最终还是要偿还的。

  作者为中国银监会首席咨询顾问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和马来西亚大学兼职教授

文章来源: 《财经》杂志2010年第6期
全文链接: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10-03-14/110395731.html


                      谢百三:地王又现,再谈物业税

一、央企又造地王,百姓心头郁闷,原因何在?78央企退出,人们不知祸福

  “两代会”刚刚在大力反对房价上涨过快,结果与“两次房改”提案同一天发生的是,北京又拍出三块地王,令对中央调控房地产热抱有期望的老百姓感到心头郁闷。不久又传来:中央令78家不以房地产为主的中央企业退出此业。人们不知此举是祸是福。

 关于房地产,我已写过很多文章。第一,它的上涨有正常与非正常两大类原因。比如:人均住房面积不到30㎡,人们是不会停止追求的,各国惯例;农民每年进 城1000-1500万;大学生每年留城600万;而大中城市建房土地稀缺等等。不正常的原因是:央行的货币政策在大的转向上,忽左忽右,大涨大落;每次 货币政策极度从紧,房价就稍跌或停涨,而稍一松动,房价就恶狠狠地补涨一大段。此外,开发商的囤地,捂盘;温州炒房团的炒作等等;但是最大的症结是“土地 财政”。只要这种财政体制不做大的革命性的变革,不完全摒弃“土地财政”,不给地方政府新的出路,中国房地产涨涨不休的难题是很难解决的。

 我常想何以北京郊区的小产权房这么便宜呢?这是农民在类似于“宅基地”性质的地上盖的。从电视报道上看,也是8-12层,里边盖的也相当不错,住在里边 幸福指数肯定不低的。北京城里完全一样,何以城里的房要1.5—2.5万一平米,而郊区小产权房几千元一平米呢?这给人很大的震撼,说明我国大中城市房价 狂热是一种制度性缺陷所致,即“土地财政”。如果实行土地完全归农民所有,16亿亩地完全可以养活13.3亿人口,另2亿亩推出来盖房,房地产价格就一泻 千里了这一点我们慢慢看得很清了。

  至于国资委令非以房地产为主业的78家央企在完成手头的房地产项目后,完全退出此行业。我十分困惑, 一方面它们不可能再以巨资炒“地王”了;一方面,非央企的房地产业主会惊喜若狂;此外,从总体上,它大大减少了优质房地产的供应,会加剧供求矛盾的。天 哪,到底会走向何处。

  二、贾康在“物业税”辩论中的重大缺陷

  年前,在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我们1和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中国人民大学安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就关于是否开征“物业税”的辩论虽已过去两个多月,但我回来后,将视频调出来反复看了几遍,想从中悟出财政部官员的想法,以及彼此观点大相径庭的原因。

  后来问题主要出在以下几点:

 ①关于已交了七十年土地使用金,是否有重复征税之嫌,贾康不认为有问题,他认为70年土地使用金是地租就像农民当年交给地主的租金;而物业税是税地主交 给政府的地税;我弄清此意后感到很可怕,即贾康们认为,土地使用金不能动,也不退还,仍归地方政府使用;但物业税另外开征,让地方政府有一个大的新税源。 以此把他们行为纠正过来。那对于百姓来说,租税总负担会比现在大大加重啊。

  ②在谈到中美情况不同时,我是在强调美国土地私有制一涨高了 就私人供地,房价就会跌,对房地产热冷形成了市场化自发的调控机制;中国正好相反,房地产大跌如2008年,地方政府就会怕,会立即暂停供地;房产一少, 又涨了,是一种相反机制。贾康是没听懂,还是故意装糊涂;他说“不管公有、私有,都要调控大意”——中美国情极大地不同,能用同一帖药来治吗?你再征税, 土地不供应,它能跌吗?

  ③只考虑正面因素,不考虑灾难性全局性危险

  安教授、刘桓等先生都认为通过开征物业税可以挤掉 房地产40—50%泡沫但贾康又一再表示,没有通过开征物业税来打压房价之想法。我很奇怪,如贾所说,那么何以现在要征,2008年房地产大冷时不开征 呢?但如安、刘所说,真的通过物业税将房地产泡沫鲁蛮地捅破,造成42个产业冷却,全国大多数行业亏损,交不了税;30%银行破产,中国出现日本式的经济 大崩溃怎么办和几千万人失业?

  建议财政部、国税局、银行、工商局等等都学学宏观经济学及我的《中国当代经济政策及其理论》,从全局上制定最佳政策,不要只管自己一块,图痛快。

  贾康们应想想:如果货币政策不变,光征物业税,会出现什么后果?极可能出现房价跌,普通商品CPI大涨的全社会高通胀局面。

  ④贾康对于2009年货币供应量大增到9.6万亿,导致房产大涨一事,避而不答;在这种洪水般大进货币的情况下,征物业税有用吗?他们无法回答此问题。

  ⑤他对王军等举国外征物业税房价不跌,房型不变小的例子不认可,说如果这些国家不征物业税,可能情况更糟,这明显是主观臆断之狡辩,不讲理了。

 ⑥至今设计不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方案。此次辩论持续了两个小时,火药味很重,但当我谈及,如果一家有一个15—20岁的小孩,总要结婚的,有两套房, 是卖掉一套避税,还是鼓励他她早恋早婚早分家;他们不知如何回答。当我问到,原本一家一套,后来父母亲过世了,又继承了一套,马上征他们物业税,使他们的 打击雪上加霜怎么办,他们没有回答。当我问到,可能会很多家庭100万以上以假离婚分家来避税时,刘桓竟说:就像有人吸毒……这都是有的,但会很少,要相 信人民的素质总体上是高的大意。我感到此说很苍白,中国百姓对付不合理的政策历来也是不合常理的。

  贾康是全国政协委员,我仅是上珠海市的,无法与他在全国大会上辩论。我相信管理层会看到我们辩论的视频,会作出理性的正确的抉择。

 即,第一、坚决反对炒房地产:第二、泡沫既已形成,捅破就要小心再小心,千万不可鲁蛮乱来。不能图一时痛快,造成全国经济的冷却与萧条。经济学家是最现 实的,不求十全十美,只求“利弊相权取其利,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现在看2000年以前的房产市场,价格是何等地好,朱镕基真是大刀阔斧的 好宰相啊,调控得力,保证了后来之大发展。

  三、本周股市

  本周股市于周一、周二跌到本轮行情最低点2963点,周二即 出现反弹,但量能不够,周三总算出现了像样的57点涨幅,量能放大到1067亿元深市雷同。周四、周五量能呈蓄势状态,成交量都在1000亿以上,技术指 标也是明显走好。大盘股出现了因中国铝业与力拓成立合资公司而涨停,并带动有色金属板块向上,大盘股可以做差价。而中小盘与创业板异常活跃,神州泰岳,万 邦达,汉王科技效应正在发散。新股改革“破发”之说渐行渐远而去,破了几次发,弄得各公司只能降价发,与管理层希望能常常破发,逼巨资回炒二手股的想法大 相违背。哈哈,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作者是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搜狐(2010年3月22日)
全文链接http://xiebaisan.blog.sohu.com/146485072.html


                            郭广昌:民营经济摧不垮

    民营经济在这一轮危机当中是受到很多伤害,但是他们就像非常强劲的野草一样,一批一批在生长,而且越来越好。

  2009年大家谈的比较多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危机,2009年大起大落,比如说资产价格3月份是个低点,到现在又进入一个比较高的点位;第二个在这个危机过程当中,我们学到什么,来年怎么做,中国经济如何进行调整,自己企业如何发展。

 对于2010年的经济,我还是很乐观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经济总的来说还处在一个上升阶段,处在工业化、城市化阶段。另一个方面来自民营企业,很多民 营企业上升速度都非常快。民营经济在这一轮危机当中是受到很多伤害,但是他们就像非常强劲的野草一样,一批一批在生长,而且越来越好。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最近和我一直在讨论,他说最关心水的问题,那是人类共同生活的资源。而我想,除此之外,另外一个事情也非常重要,那就是民营企业 生存环境的问题。民营企业某种角度来说是弱势群体。为什么这么说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有企业家把83亿元捐出去了还要被人骂。
 
  我们要为这些民营企业家们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这是我们每个民营企业的责任。所以我觉得世博会是一个最好的窗口,就是展示给全世界,让他们看到我们民营企业不是靠暴利,而是靠技术创新,靠我们的创意一步步走过来的。

  这次金融危机,巴菲特账上有250亿美元的现金,李嘉诚则有1000亿-2000亿元人民币的现金,而复星只有100多亿元人民币的现金,这两个级别基本反映了差距所在,因此民营企业还要努力。
 
  目前,复星重点做两个事情,一个是投资中国,与企业家共成长。我们的品牌口号是“汇聚成长力量”。以前我们重点投资在房地产、重化工等领域,这些领域仍有很多成长空间。此外,我们会更加关注与中国消费有关的产品,包括消费的产品,消费的网络,与消费有关的广告业等等。
 
  第二个方面,我们也是非常注重支持被投资企业的管理提升。这种管理不是说我来做总经理,或者复星的董事会派出一个管理层,我们主要是通过加强与所投资企业管理层的沟通,让他们去提升;或者如果他整个团队里面某个方面相对来说欠缺一点,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支持。

  最近,我跟马云都有个爱好,那就是练太极拳。练太极最重要的是练心态,这个心态我自己总结了四个字,叫平衡淡心。说得再白一点,大家都很坦然的时候,你要平和地对待,能够使自己的心平静下来;当大家很恐惧的时候,你也要用平静的心态让自己静下来。

  但是对我们核心价值的追求,我们一定要充满信心。我们要坚韧不拔把我们的企业做好,让我们的企业更有价值。我们希望投资中国一批最优秀的企业,把资本的力量、企业家的力量汇集在一起,才能够变成成功的多元化企业。

文章来源:《浙商》  2010-01-21
全文链接http://www.mybdol.com/Html/caifu/3172.html

                           任志强:房价是憋不住的

 “大禹治水”是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不同于春节、端午节的文化,还有韩国人在争。这也是从我们儿童时期开始就成为教科书中的重中之重,一直 教育和激励着我们做人和做事。但今天的中国政府在计划经济的观念残余以及人定胜天的豪情壮志下,似乎忘记了中国曾有过大禹治水的优秀案例。

  “大禹治水”的核心不是三过家门而不如,其核心是面对大自然的汹涌不是堵而是疏的因势利导。但纵观中国的经济政策,除小平同志的改革之外其余仍然是只堵不疏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

 “法不禁则行”本是立法的基础,但中国却是以法许则许、法不许则禁的一种立法原则,故立法永远跟不上市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大量的政府工作精力和税 收都花在了审批、登记、注册、发证之中,剩余的则用在了四处围剿、堵截那些未经审批、登记、注册、发证的环节,遏制与抑制的文件、整治与打击的文件远远多 于鼓励与开放的文件,因此中国在缺少了胡思乱想、白日做梦的环境中也自然就缺少了创新的意识与观念。

  小平同志的成功正在于没有法的也可以试试,放开了一切的约束,允许胡思乱想的闯,不是禁而是疏的方式才让中国打破曾经有过的各种法禁,让中国利用各种方式的开放从贫穷落后走向了繁荣,也证明了不是中国人无能,而是政策的滞后让中国人的才能无法充分发挥和光大。

  中国在“大禹治水”之后又有一个类似的天才案例,李冰在大禹疏而非堵的治水经验中找到了最好的办法,建立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无坝水利工程——都江堰,这个几千年仍在造福于中国人民与社会的丰碑。

  从古到今被世人所称赞的这些案例却始终没有给中国的执政者们以安慰,他们仍在以人定胜天的豪情试图用堵的方式战胜市场与大自然。

 至今更多看到的是三峡大坝这类拦河巨物和这也行不通、那些行不通的限制性文件,红灯多了,自然就会有人开出各种躲避和绕行之路。这种博弈的结果也必然导 致了市场的混乱而非秩序的稳定。中国更需要的不是硬将皮球按入水下,而是疏导型的激励机制。开辟各种促进投资与生产的督导,让民众有更多的投资收益与消费 机会,将皮球中充满了的气放出来,而非生存于日益高涨的消费欲望与被政策压抑的夹缝之中,与政府博弈。就像尿憋久了会生病,如果没有更多的公共厕所人们不 得已就会随地大小便。重要的不是如何用堵住不让人们随地大小便的办法建立“文明社会”,而是用更方便人们生活与卫生的办法解决实际困难,这样就自然不会有 人不讲文明了。

  中国出现了部分城市房价上涨过快的问题,不从土地供给增量上解决,在土地价格暴涨中想按住房价是按不住的。中国出现了部 分开发商捂盘的现象,增加了住房与供给量捂盘还捂得住吗?中国出现了囤地的现象,地多了囤也囤不住。银监会最近又要对囤地的开发商限制信贷,结果只能是减 少供给量、等于给捂盘和正在供给的楼盘发补贴,创造提高价格的机会。为什么不是增加信贷以加大开发量呢?无非是给以信贷时增加一些违约的条件,如限制开发 建设的时间与周期,并将囤地、捂盘都列入违约的条件等。囤地、捂盘都可能对信贷资金产生危险,加入违约中管理也是合情合理与合法的。但是限制则一定会减少 市场的供给,加大供求之间的矛盾。

  如对土地招标的管理,政府为限制高地价,用限制的方法加大土地投标的保证金、付款的时间等,但除了加 大土地的成本在提高房价中向消费者转移之外,并不会给拿高价地的企业造成任何限制。香港用银行资信证明、保函、担保等方式没动一分钱现金的保证金,一样可 以解决违约与处罚问题,并且不会过多的加大土地的成本。

  如土地招标时,先审查开发企业含母公司与关联公司已拥有土地储备情况,对一些有 捂盘或囤地行为、购地的违约行为的企业用资格审查的方式加以限制。如原有的开发资质评级中,为什么不将囤地、捂盘或其他违规违法的行为等列入审查项,用警 告、罚款、降级等方式管理?如有了限制性条件的同时,为什么不可以增加一些鼓励与支持的措施,如对没有发生违约或捂盘、囤地的企业在招投标中加分,这种信 誉等级也许比五亿、十亿的价格还值钱。

  有堵有疏、以疏为主的管理方式远比只有四处围堵的办法要好得多,都江堰的无坝工程证明了以疏为主、以堵为辅的变害为宝的优越性。大禹治水更让世代中国人找到了解决困难的办法。为什么就不能打破计划经济的顽固堡垒,为什么打不破处处限制围剿的堵截政策呢?

  满足民众的住房需求是一项国策,不能为短期政策的不合理而牺牲社会的长远利益,更不能为短期目标而调整政策让长期目标受伤害。短期的抑制政策只会让尿憋得会生病。总不能政策旨在不让随地大小便,又不建公共厕所而只能尿在裤子里吧。
文章来源:《中国企业家》(2010-03-23)
全文链接http://www.cnemag.com.cn/syboke/ceoboke/2010-03-23/186801.shtml

                 姜汝祥:伟大企业家不为人知的成功秘密

    从小学读到博士,加上后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商学院做访问学者,我在学校一共读了二十三年的书。但是到进入跨国公司工作之后,我才发现,在现实中非常有价值的一些知识,不知道为什么学校却不教。这种感受在我到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更加强烈。

 我拿的是社会学的博士,所以,看问题也自然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比如在美国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谈问题的时候,更多讲得失,他们更多为得失而争,而我们 华人圈的人就喜欢讲对错,经常为谁对谁错争得面红耳赤。所以,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把学校不教、但在商业中却是至关重要的这一部分知识写出来,让做生意 或者说赚钱成为最简单的一种技能,而不是少数人的专利。我始终认为,商业是现代社会的一个common sense常识,而不是什么高技能。我研究过很多伟大企业家的历程,我发现他们大多是一些把常识做到极至的常人,而不是什么“天才”。

我把自己这些年总结的common sense常识归为四点:结果交换,客户价值,商业人格,百分百责任。我觉得任何一个人,掌握了这四点,都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职业商人。从公司层面上讲, 掌握了这四点的公司,执行力大多不会有什么问题,反过来,很多人勤奋而不成功,很多公司努力而不赚钱,我想,在四个方面一定做得不足够好。

 这样说会不会显得有点武断?我们以“结果交换”这一部分为例,对上面来做一个小小的说明吧。记得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感叹明朝以 来中国落后于西方列强,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缺乏数量化管理,大家说话喜欢清谈,喜欢含含糊糊的和气,胡适先生更是直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差不 多”先生,或者叫“圆通大师”。

  有学者专门做过研究,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差不多”,而西方人喜欢数量化呢?原因是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 西方人的思维是逻辑思维,上帝是原点,一切都从上帝推下来,层层都要讲逻辑,讲明确的递进关系,在每一个时点,都可以往前推到原点,或者往后推到归宿,总 之,一切都有明确的规则。

  而中国人是人际思维,比如人与人之间的“仁”或“义”,就是一种关联,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因为“仁”也 好,“义”也好,讲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互惠,而人与人之间的互惠是一种长期的信任关系,在任何一个时点,都是不可以过多计较。一个太明确的人,会让人觉得 小气,中文中有一个词,叫“斤斤计较”,这个词有着明显的贬义。

  结果交换这个词的来源,其实并不是一个理论发明,而是我在经营公司的时候,活生生的一个实践。记得有一次,我与一个客户约好下午见面,上午我让助理打电话确认一下。到中午临出发前,我问他情况如何,他告诉我,打电话了,但电话没有打通。

  相信这样的案例,大家都会碰到,你要求另一个人去做一件事,这个人是去做了,但这个人强调的是“做”,而不是“做”的结果。就像上面我的助理一样,他打过电话了,但电话打不通,自然就没有结果。

  但商业上,如果我的助理是外包公司派来的,那我们就是两家公司,两家公司会如何处理?也许这个助理就会拿不到工资,因为我付钱交换的是“结果”,而不是他的行为。当然,没有行为,自然没有结果,但在商业上,我们没有人会花钱去购买一个人的行为而不是结果。

  这个案例引起了我的思考,我在想,在每一个人做事时,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觉得“做”的行为值钱,而不是结果值钱?不错,行为与结果永远是连在一起的,没有行动就没有结果,但行动与结果之间差多少?

  胡适在描述“差不多”先生时,总结了“差不多”先生的特点,那就是常常说:“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

 胡适先生举了一个例子,小时候,妈妈叫他去买红糖,他买了白糖(资讯,行情)回来,他妈骂他,他摇摇头道:“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 ——他在学堂的时候,先生问他:“直隶省的西边是哪一省?”他说是陕西。先生说:“错了。是山西,不是陕西。”他说:“陕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

  “差不多”先生长大了,在一个钱铺里做伙计,他也会写,也会算,只是总不精细,十字常常写成千字,千字常常写成十字。掌柜的生气了,常常骂他,他只是笑嘻嘻地赔小心道:“千字比十字只多一小撇,不是差不多吗?”
    行动与结果这种关系,看起来似乎也“差不多”,但实际上差了很多。记得我在摩托罗拉公司战略部工作时,摩托罗拉战略部门有一句流行的话,那就是把公司竞争 比成一个游戏的话,那么,“product is the name of the game”产品就是这个游戏的名字。

  我想,相比公 司而言,每个人行为的结果就是这个人提供的产品,没有产品,也就没有结果,这个游戏就无法往下玩。所以,我想,结果对于现代商业社会中的每个人而言,基本 上就是生存的代名词。而中国人要想成为21世纪的主角,就要走出“差不多”先生的怪圈----结果是用来交换的,而交换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精确的衡量”, 而不是“差不多”。

  通过这么一段说明,相信大家会理解我所说的“成功常识”,其实就是想提示一个基本的秘密,那就是大多数伟大的企业家,他们成功的秘密并不是因为天才,而是因为他们对“商业常识”近乎痴迷的追求。

  事实上,如果我们有兴趣,就会发现,无论是华人企业领袖李嘉诚,还是沃尔玛创始人山姆,以及丰田创始人丰田佐吉,他们的成功中,大多是把结果导向、客户价值,商业人格,百分百责任等等这一类“常识”做到极致的人。

 比如李嘉诚,幼年丧父,他在父亲临死前承诺承担起家庭重担,从此之后从一个小学徒工做起,言必行,行必果,是结果导向的典范。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把客户放 在第一位,是全球“客户第一”的榜样。而丰田佐吉,是日本著名的发明家,他不畏困难,独立进取,鼓励儿子丰田喜一郎另开新业,创立丰田汽车,成为向全球输 出管理模式的世界一流公司。

  在研究这些伟大的企业家时,我时常被他们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深深吸引,同时也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作为一个普 普通通的人,我们如何向他们学习?经过这些年的学习与实践,我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伟大源于专注,奇迹出于积累。专注于结果与客户价值,专注于商业人格与 百分百责任,锁定目标,专注重复,积少成多,伟大与奇迹可能就不远了。

作者系锡恩企业管理顾问公司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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