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文摘(第一百四十期)

作者: admin 日期: 2014-03-11 16:42:07 人气: - 评论: 109

厉以宁:过度投资带动经济或引发通胀

    关于2010年国内经济形势,我们可以讲,去年中国经济是开始回升了,但应该来讲到现在为止,回升还不是很巩固。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我们的出口数量是 订单增加了有所恢复。但据了解国内、国外的购买者,他已填补库存为主,因为库存小了,而填满库存这也是个短期行为。所以长期形势还不明朗,还得再观察一 段。

  从国内方面来讲,我们2009年的经济之所以回升,主要是靠投资的带动。出口我刚才讲过了,并没有起到带动作用而且还在下降。消费的带动力度还不大,所以现在扩大内需仍然是一个主要的任务。

  另外,我们考虑到2009年所遇到的问题中,不仅是经济怎么样转入稳定的增长,基础雄厚的增长,而且在防止通货膨胀。

  为什么会有这种担心呢?到现在为止通货膨胀还没来,应该来讲物价上涨率还没那么高,如果再用投资带动的话,到下半年生产资料价格的上升,消费品价格上升,可能都是难以避免的。

  另外,去年我们实行了是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这适度宽松去年是重点放在宽松上面了,今年我们的重点还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今年的重点应该放在适度上面,不要单纯的为了宽松。

  这里难点在哪里呢?它是个结构问题,信贷量这么多,有多少进到了实体经济领域,有多少还在虚拟经济领域去炒房、炒楼、炒资产这方面占一部分。

  第二,产能过剩现象跟这个货币的宽松,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而产能过剩这次我们在经济增长当中是要避免的,所以今年一定要防止在产能过剩,为什么产能过剩引起我们的警惕呢?因为产能过剩会造成银行的坏账、呆账,而银行的坏账、呆账的增加,又可能使金融不稳定。

  所以今年的形势是复杂的,但是我们相信政府工作报告讲得很好,我们要重点放在经济的转型,要改变经济发展方式,要让产业升级、结构调整、自主创新,成为今年经济增长的主流,这样就好了。

文章来源:中国青年网、凤凰网(2010年3月8日)
全文链接http://news.youth.cn/gn/201003/t20100308_1166409.htm

                             重启改革带动结构调整

 “结构失衡”是近几年来对中国经济讨论最多的话题。在过去十几年里,中国实现了超过10%的年均增长率,也遇上了结构失衡的难题。

  从1978年到20世纪末,中国的主旋律是改革,经济增长动力也主要来自改革。但这20年经济增长是“非常规的”,不是靠增长通常依赖的因素。

  进入21世纪,传统改革议程如价格改革、企业改革和对外开放基本完成,中国经济增长趋向常规化,增长动力主要来自外延扩张,最重要的是出口增长。

  但是,这种外延式增长积累了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和中国的人口结构以及城乡关系有关,体制弊端和社会结构变化则起到了放大作用。

  改革至今没有解决政府职能的转换问题。与此同时,各种利益集团出现,开始左右一些政府政策。政府政策更偏重于对生产者的保护,忽视民众福利的提高,从而加剧了结构失衡。因此要重启改革议程,以改革带动结构调整。
  结构失衡的表现

  经济增长是政治稳定的重要保证,如果增长成果不能充分地被民众所分享,政治稳定性难免受影响

  中国经济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巨额经常项目盈余及其低效利用。

 先看居民收入。经济增长的目标是提高民众福利和幸福感,但近15年来,居民收入提高的速度低于人均GDP增速,居民收入占GDP比重逐年下降。如表1所 示,从1995年到2007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由68%下降到50%,企业和政府收入所占比重分别上升了约12个百分点。

  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等人的研究表明,居民收入比重下降主要是因为劳动收入比重下降。尽管农业比重下降可以部分解释劳动收入比重下降(多数农业收入在统计上算做劳动者收入),但即使是在工业内部,劳动者工资占企业增加值的比重也在下降。

  国际上对中国有一个误解,认为高储蓄来源于中国人勤俭的文化传统。事实是,中国居民储蓄占GDP的比重并不比其他国家(如印度)高很多,储蓄增长主要来自于企业和政府。

 1992年至2005年居民、企业和政府储蓄占GDP的比重(企业和政府储蓄主要不是以银行存款形式出现,而以投资形成的资本体现)。居民储蓄占的比重在2000年之前在下降,之后的增长落后于企业储蓄增速,这和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的下降一致。

 再看消费。居民收入比重下降,必然导致消费比重下降。表3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消费占GDP比重一直在下降,尤其是2000年之后,消费 比重下降了近15个百分点,至2008年,仅占GDP的47%;换言之,中国的国民储蓄率达到53%,超过一半的GDP是投资(资本形成)和净出口。 2000年以前消费比重下降可以用收入增长来解释,2000年之后消费比重迅速下降,则另有原因。

  居民收入和消费比重下降意味着民众福利没有和经济增长同步提高,反过来,企业和政府收入增速则高于GDP增速。经济增长是政治稳定的重要保证,如果增长成果不能充分地被民众所分享,政治稳定性难免受影响。调整经济结构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最后看经常项目盈余。表3表明,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在2007年达到高峰,经常项目盈余也在这年达到高峰,占GDP的12%。近两年来经常项目盈余有所下降,2009年仍占GDP的6%。

 经常项目盈余是一个国家年收入减去支出的余量,等于是一个国家的净储蓄。就像一个家庭,年收入减去支出(包括日常消费和投资)就是存在银行的储蓄。家庭 储蓄多不是问题,国家的净储蓄多也不是问题,问题是能否把储蓄投资到高回报的项目上去。然而,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的投资效率并不高。

  经常项目盈余主要以官方外汇储备的形式存在,为安全考虑,官方外汇储备的投资对象主要是美国和欧洲等国回报率极低的政府债券。美国国债年利率2%左右,而中国国内贷款基准利率为6%,民间借贷利率更高,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净储蓄没有得到很好利用。

 大量经常项目盈余还导致国内通胀的巨大压力。中国贸易结算主要使用美元,为了维持和美元的固定汇率,央行不得不大量买进美元,从而增加人民币基础货币投 放。为了抑制通胀,央行不得不发行央行息票对冲货币投放,从而承担大量利息支出。由于对人民币升值有预期,海外热钱不断涌入,更加剧央行压力。

  失衡的真正原因

  一些要素价格仍然被政府控制或干预。中国金融市场还相当落后,且结构不合理。政府对经济过度参与,公共财政仍有缺失。产业升级已经过度

  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以上结构失衡?流行看法认为,居民收入和消费比重下降来自于一次收入分配失衡,而经常项目盈余来自对出口的过分依赖。

  沿着这个思路,解决失衡的途径似乎是提高劳动者报酬和降低出口。但是,这种看法没有说清问题实质,相应政策主张也不可取。

  劳动者报酬应该由市场决定,政府不可能人为提高工资。出口发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出口多并不是错;如果中国的进口量赶上出口量,就不会产生过量的经常项目盈余。经常项目盈余也等于国内储蓄减去国内投资,出现大量盈余也可解释为国内投资不足。

  这似乎有些奇怪:国内投资已经达到GDP的42%,这还低吗?相对于占GDP总量52%的国内储蓄,国内投资的确低了。但投资总量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投资结构以及谁来做投资才是问题的症结。

 结构失衡的真正原因首先和中国基本国情有关。当前中国处于人口红利最高峰时期,并正在深入融入全球经济。衡量人口红利的最重要指标是劳动人口(16岁 -65岁人口)和被抚养人口(低于16岁和65岁以上人口)之间的比例,中国这一指标是2.5∶1,是世界上最低的,印度同一指标是1.7∶1。
 中国仍然有4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而农业产出只占GDP的11%,中国尚未脱离剩余劳动力阶段,中国制造业员工的工资上涨不会很快。北京大学中国 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卢锋的研究表明,在过去20年里,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即人均增加值)以每年14.6%的速度提高,而同期制造业员工的工资增长速度 平均只有7%。

  在企业层面,GDP表现为企业增加值,而后者由职工工资(劳动者报酬)、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构成,工资增长慢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意味着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而企业和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上升。

  由于企业和政府的消费有限,国民总储蓄自然上升,进而逼迫更多出口。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构失衡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副产品。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的研究表明,其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情形。
  然而,我们的故事不应该到此结束,中国的结构失衡还有深层次体制原因。

  首先,尽管我们基本完成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但一些要素价格仍然被政府所控制,或受到政府干预。如果政府定价严重偏离要素的稀缺程度,就容易出现大问题。

 中国能源价格明显偏低。在过去20年里,我们试图复制美国的消费模式,汽油价格和美国相当,是欧洲的一半以下。利率仍然受到管制,少数大企业和特权企业 (国企和政府开办的融资机构)可以得到低息贷款,造成这些企业过度的资本深化。土地价格偏低,在一些地方,土地基本免费给投资者使用。中国是一个土地稀缺 国家,城市规模却越来越大,但建设密度越来越低。我们的劳动保护力度不够,存在变相压低工资的情况。为了GDP增长,环境保护往往被忽视,环境的价值没有 在企业成本里得到很好体现。

  所有这些价格扭曲都是对生产者的补贴、对劳动者的歧视以及对消费者的征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黄益平的计算表明,2008年中国的价格扭曲对生产者的补贴达到2.1万亿元,为当年全国GDP总量的7%。

  其次,中国金融市场还相当落后,且结构不合理。中国金融市场以银行为主导,银行业集中度非常高,除四大行之外,商业银行只有120余家,而美国有7500家商业银行、886家存贷协会、400家互助储蓄银行和9900家信用社。

  缺少小银行是利率管制之外造成中小企业贷款难的最重要原因。相同数量的资金,投到中小企业比投到大企业更能增加就业。就业多了,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就会提高,从而有可能提高国内消费,减少出口。

 中国资本市场也存在重大缺陷。一是缺少地方性资本市场;二是基本上没有企业债券市场,其他形式的融资渠道也很有限。一个后果是非法集资频繁发生,表明中 小型民营企业对资金有大量需求,老百姓手中大量闲置资金也有实现其价值的渴望。如果政府允许更多企业合法地发行企业债券,非法集资就会减少,老百姓也可以 名正言顺地实现资产增值,金融市场也是让普通百姓分享经济高速成长所带来收益的手段。

  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是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参与以及公共财政的缺失。20世纪后20年改革一大成果,是缩小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然而,过去几年,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政府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大有回潮之势。

 据《中国改革》杂志2010年初的一篇署名文章统计,至2009年6月,各级政府共建立了8221个政府融资平台,占用贷款余额5.56万亿元,占 2009年全部贷款50%以上。2009年中国GDP增速超过8%,而计算表明,政府经济刺激方案的贡献至少为3.25个百分点。

  大量经济刺激投资由政府完成有两个直接不良后果。一是挤出民间投资,银行更不愿意给中小民营企业贷款; 二是增加银行坏账风险,而大部分坏账最终还是要让老百姓埋单。

  过度参与经济活动决定了中国政府是一个生产型政府,其反面是公共财政的严重缺失。政府全部收入占GDP比重约为24%,政府储蓄(主要是资本形成)占GDP比重为10%,即政府把42%的收入用于投资。而其他国家政府资本支出占GDP比重很少超过10%。

  政府投资基础设施无可厚非,但相对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是否有些超前?把石砖铺就的人行道换成大理石人行道,修建始终亏本的磁浮列车,在市中心建巨型广场或花园等,如果把这些钱直接花到老百姓头上,消费不就可以提高一些吗?

  公共财政的缺失导致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政府行为的商业化。为了吸引投资,地方政府纷纷压低土地价格,并给予各种优惠,作为补偿,投资必须能够带来GDP和税收高增长。这就决定了地方政府会青睐高资本密集度的投资,排斥劳动力密集的投资。

  结构调整被许多地方政府和学者片面理解为产业升级,但现实情况是,相对于我们的发展阶段,产业升级已经过度了,因为资本密集度提高的一个后果是牺牲就业增长,导致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下降。

  重启改革议程

  重启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去国家化和政治过程民主化

  结构调整需要体制改革,经济结构严重失衡是重启改革议程的契机。

  首先,政府要逐步退出经济领域 ——不仅仅包括竞争性领域,还包括非竞争性领域,一句话,就是要实现经济的去国家化。

 当前政府深入参与的活动,多数可由民间来完成。杭州湾大桥和北京地铁四号线的成功,表明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是可行的,关键是成本和收益安排适当。 能源、电信、军工固然是国家经济命脉,但是,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只要监管得当,民间资本参与这些领域并不会影响政策实施。

  既然GDP 和税收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官员和强势利益集团结盟就不可避免。中国在过去30年之所以取得经济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能够在利益集团之间保持相对中立, 即是一个中性政府,而促成中性政府的社会基础是一个较为平等的社会结构。但强势利益集团的兴起打破了这种社会平等,从而让中性政府逐渐失去了社会基础。

  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深度参与,还容易使执政党失去自主性。在过去十年间,党政不分现象非但没有弱化,还进一步加剧。过多卷入日常经济事务,对执政党自身发展也不利。中国太大,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模式不适用于中国。

  第二,建立真正的公共财政,强化政府的公共性质。

  预算公开正在全国展开,但这远远不够,因为公开的预算还是粗线条的,民众没有对预算的修改权和决策权,而有决策权的人大代表又没有充分的时间和必要的专业知识发表意见。

  一个可行方案是强化人大预算委员会,增加专业人员人数,同时,公开政府预算中不涉及国家机密的详细内容。在中长期,要增加人大代表的代表性,把真正愿意反映民意的人选上去。

  民众参与虽然不能解决政府的所有问题,但可以降低政府支出中生产性支出的比例。一个公共财政型政府和一个生产型政府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的目标是单一的,而前者的目标是多样的。

  在多样的目标下如何进行取舍,是公共财政型政府必须面对的难题,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更多的民主是解决这个难题的必由之路。民主具有价值意义,同时也是社会治理的手段,即为不同的利益诉求提供一个制度化平台。

  就像市场解决经济资源配置中的信息问题一样,民主可以解决政治过程中的信息问题:政府不能掌握民众全部利益诉求,民主让民众把利益诉求说出来,并通过一定程序——通常是多数原则 ——转化为政府决策。

  第三,改革金融体系,向民间资本开放金融市场,鼓励地方性中小银行发展,探索地方性资本市场的可行性。

  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一个潜在风险是发生关联交易。为防止这种现象,一个可行方案是采取曹远征等学者所提出的折中建议,即限制民间资本设立的银行接受储蓄。这个方案中的银行实际上是借贷公司,没有信贷扩张功能。

  放松一些的做法,是允许它们接受企业储蓄,但不能接受居民储蓄。这样,它们有了一定创造信用的功能,有更多可贷资金。

  地方性资本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出现过,但由于出现许多问题而被关闭。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而是要积极探讨加强监管的办法。

  第四,积极推进要素价格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

  这两项改革已经启动,但速度和深度还不够。要素价格,特别是能源价格改革牵动老百姓的生活,需要特别小心。

  谈到要素价格,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人民币汇率。汇率的实质是调节出口品和进口品以及不可贸易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本币低估相当于提高出口品价格,降低进口品和不可贸易品的价格。

 由于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在30%-40%之间,且出口部门的技术进步最快,而人口红利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让中国面对巨大的就业压力,通过调节 汇率提高出口品价格对中国整体发展是有利的。但是,面对通货膨胀压力以及国际上的强烈反对声音,恢复更为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将给中国内外政策带来更大操作 空间。

  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城镇化步伐,解决进城农民的户籍问题。这是极有远见的政策,如果得到实施,不仅将打破城乡隔离,而且将加快中国的结构调整步伐。

  当前,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是农村人均消费的2.57倍,而且,城市化将带动服务业发展,后者将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进而更多地增加消费。自由迁徙权曾经是写入1954年《宪法》的条款,现在到了恢复这一条款的时候。

  以上四项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去国家化和政治过程民主化。

 从1952年计划经济开始实施算起,国家主导经济活动已近60年。尽管国家主导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在中国深刻融入世界的时候,这种方式越来越不适应 了,不仅扭曲了国内经济,而且脱离了世界主流节拍,让中国的对外交往屡屡陷入被动。同时,经济去国家化需要民主化辅佐。民主化最根本的是民众对政治过程的 参与,“政治过程”就是民众就有关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包括对市场的干预进行辩论和协商的过程。既然政府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那么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就需要 民众更多参与。

  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曾经在威权体制加混合经济的模式下实现了一个阶段的高速增长,但最终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收入分配极度不平等、政治动荡、经济停滞。

  相反,少数能够较好地完成民主化转型的国家(如韩国),不仅实现了收入的相对平等分配和政治基本稳定,而且维持了长时间的增长。中国应该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结构调整为契机,启动经济去国家化和政治过程民主化的改革进程。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文章来源:《财经》杂志 2010年第5期
全文链接http://magazine.caijing.com.cn/templates/inc/chargecontent2.jsp?id=110386298&time=2010-02-28&cl=106&page=all


                  易纲:很多情况下“热钱”披着合法外衣

    管理好跨境资本流动

 关于热钱的定义,也是有很多争论。在一个资本完全开放的国家,以短期投机为目的而流进、流出的钱是热钱,而中国资本项下还没有完全实现可兑换,还没有完 全开放,所以,在中国的热钱在很多的情况下往往是披着合法的外衣,比如通过经常项目、FDI、个人等渠道流进来的。当然也有通过地下钱庄流进来的,所以在 资本管制下的热钱和在资本完全可兑换情况下的热钱,实际上是很不一样的。

    现在社会上最流行的一种方法是所谓“残值法”,就是说我们看一年的外汇储备增加了多少,然后减去贸易顺差,减去FDI,剩下的就是热钱。这是社会上比较流 行的对热钱估算的方法。我也看到有许多学者对这个方法也进行了说明,认为这个方法不够科学,比如说学者提出“残值法”漏掉了很多项,如比较重要的项有个人 的外汇收入,国内企业在境外上市筹集并调回国内的资金。另外,中国有这么多的外汇资产,不管是国家的也好,还是社会的也好,外汇的资产每年要有收益,这也 是要扣除的部分。

  还有,我们看到的外汇储备是以美元为报告货币的,我们的货币实际上是分散化的,有美元、欧元、新兴国家货币等多种货币,这个货币币值的变动或者资产价格的变动也会影响外汇储备。所以我希望在估计热钱规模的时候,用的方法能够进一步的改进。

    我认为跨境资金流动要分两种,一种是合法合规的正常流入,另外一种是违法违规的。根据长期的观测,我国跨境资金的流动大部分是合法合规的,是合理的,是在 我们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可以解释的。当然,也不排除部分违法套利的资金混入。防范热钱是我们的职责,我们要标本兼治,要多部门共同配合打击热钱。要真正治理 好热钱,实际上还得发挥市场机制,一是我们要调结构,二是要完善市场机制,让市场发挥更多的配置资源的作用,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消除热钱存在的根源。还 有,就是要求我们的银行、金融、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的服务要提高效率,为人家服务好,价格要低,信用要高。银行等正规的金融机构服务都非常好了,地下钱 庄、非法兑换点存在的必要性就会少了。

    中国不存在外汇管制和结汇强制 

    如何协调防范热钱冲击和贸易投资便利最大化这两个目标 ,问题是关于怎么样提供便利化,同时又能够防止热钱。大家知道,中国已经高度融入了全球经济,如果我们从贸易、出口、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上来看, 中国是在全球一体化的经济中高度融入了世界经济。中国的出口、外商直接投资这些活动都是非常频繁的。另外,中国有很多劳工在外面,有海外留学生,我们有港 澳台,我们同时也有几千万的华侨华人。所以在这样的开放经济下,从外管的角度看,必须要给经济提供便利,提供贸易上的便利,以及投资上的便利,还有经济活 动的便利。

  怎么能够既处理好提供便利,又要防止热钱的关系呢?我们考虑问题要从全球的视野看待这个问题。在外汇管理中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方便企业、方便居民的原则。很多朋友有一个印象,好象中国是外汇管制的,结汇是强制的。实际上这个印象是不对的。

 强制结售汇已经是一个完全过时的概念了,现在我们企业出口收汇可以根据企业的需要保留外汇或者是结汇成人民币,这是根据企业的需要决定的。另外,我们企 业进口用汇、购汇,也是在真实背景下敞开供应的。老百姓出国旅游、子女在外面上学交学费等等这些都是敞开供应的。目前,还有一个真实贸易背景的审查,但是 从这些经济活动来说,他们用汇、购汇、保留外汇、结汇应当说都是非常方便的

  我们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就是进一步简化手续,使得在真实贸易投 资背景审查的过程中更加方便,我们的目标是要使得绝大多数正常经营的企业退出这种复杂的手续,使他们感到进出口收汇、结汇、购汇都非常方便。同时,有关部 门又要对中国的货币流和资金流进行分析和检查,能够切实控制住风险,就是要兼顾这两个目标。

  总结来说,就是要方便企业、方便贸易、方便投资,这些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风险可控、金融安全是我们外汇管理改革开放的底线。
  外汇储备经住金融危机考验

 国际金融危机可以说是几十年不遇的一场大危机,在这样的危机中各种各样的投资肯定都要受到一定的冲击和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外汇储备经受住 了这次严重金融危机的考验,保持了资产的总体安全。2008年和2009年,可以说这两年是危机冲击最严重的两年。我们都实现了在“保本”的基础上,有了 一个比较好的收益。

  我们最重要的管理方法是把资产配置好。在资产配置上要强调分散风险;在货币层次上,我们有美元、欧元、日元、新兴市 场国家货币,是一个分散的组合。在货币层次上的配置,我们充分考虑了中国的外资、外贸、外债和对外支付的比例,并且货币的配置还要考虑投资市场的容量,这 是在货币层次上的分散化和配置。

  第二个层次是在资产层次上配置,你决定了货币的配置之后,你要决定你的资产投什么,比如说政府类、机构 类、国际组织类、公司类、基金类等等的资产,也要把一个资产配置好。通过一个分散化的配置,可以达到“东方不亮、西方亮”分散风险的“此消彼涨”的结果。 在投资中,我们没有投资次贷、CDO等这样高风险的产品,对风险的防范和管理一直都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

   毫无疑问,外汇储备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要分清外汇储备不是财政资金,它对应的是中央银行的人民币负债,所以它的使用上不能像财政拨款那样无偿地划拨、不能无

 另外,外汇储备在形态上是外汇,也就是说,它如果花在国内,就要换成人民币,如果花在国内换成人民币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二次结汇的问题。外汇储备怎么支持 国民经济呢?一方面是我们有这么大的外汇储备,我们能够很好地抵御危机,抵御金融风暴对银行业的冲击,这是一个很好的支持。另外,有这么强大的外汇储备, 企业的用汇、购汇、企业对外投资,都可以没有限制,让他们有充分的资源,只要经济上合算,只要是市场行为,就可以用人民币购汇,去投资,去进行经济活动。 还有外债等对外支付的需要,都能够得到保障和满足。

    当然,我们的本职工作是管理好风险,使得外汇储备保值增值,外汇储备收益是并央行大账的,央行的净利润是依法交给财政的。财政的资源多了,财政可以用于民生等最需要的地方。

   人民币是否升值由市场决定

  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温家宝总理和周小川行长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个问题不仅像你说的,俄罗斯的意见和美国的意见不一样,实际上在中国内部,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地区,大家也有不同的意见。

 总的来说,中国一直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各种意见以及市场上对供给和需求各种不同的判断都要在市场上 去交流,由市场决定未来的走势。总体上,我们会不断地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在这个过程中,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稳步推动资本项下的可兑换是我们的既定方针。这可以一直追溯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人民币最终要成为可兑换货币,1996年我们实现了经常项下的可兑换,此后我们一直在积极探索和推动资本项下逐步可兑换。

   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确实学者以及一些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也对资本项目可兑换发生了一些疑问,甚至有些学者提出资本管制有一定的合理性,可以采取一些措 施进行资本管制,来论证管制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我觉得,这种对资本项目可兑换、资本自由流动的反思,是对危机的一种总结和反思。

   稳步推进资本项下可兑换,这个目标对我们来说没有改变,这场危机发生的事儿和大家对这个事情的反思,使我们在推进资本项下可兑换过程中更加稳妥,一些事情做得更加安全。

    关于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各方面的反应都很积极,企业、金融机构、我们在境外的对手方都有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这个需求,大家对这个事情反应都很积极,应当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

    从政策上过去是有一些障碍,现在也不用说再用行政力量大幅地推行它,但我们把过去的障碍挪掉,让市场选择它以什么样的货币结算,以什么样的货币进行交割最 好,这样我们变成了一个市场的支持者,让市场、企业、对方来进行选择,如果我们沿着这样的思路试点,将会不断地增加市场需求。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文章来源:《中国企业家》(2010年3月9日)
全文链接http://www.cnemag.com.cn/fenxplun/newsfx/2010-03-09/186313.shtml

                         马晓河:先稳健,再紧缩

  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V”型曲线的右端,诸多宏观经济指标都呈加快上升势头。面对这种情况,经济政策转型需积极应对国际挑战,审慎处理国内关系,推动宏观经济政策首先从刺激转向稳健,进而到紧缩。

  应对三大国际挑战

  从国际形势看,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将面临三大挑战。

 首先,在这次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的产业结构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国际市场供求格局的新变化。在金融危机之前,原有的世界供求格局中,美欧发达国家生产并出 口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则大量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高科技产品。

  全球金融危机打破了以往的供求格局,在去杠杆化作用下,美欧国家纷纷改变高负债的消费方式,减少消费,增加储蓄,由此不断压缩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需求。同时,为了改变长期贸易赤字,这些国家还加大了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力度。

 这种变化从两方面给中国带来了压力。一方面中国业已形成的以外需为目标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短期甚至长期内要稳定增加出口越来越困难,因为中国生产了 太多世界发达国家目前要减少甚至停止购买的产品;另一方面,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政府鼓励发展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业也遇到来自美欧等发达国家 的挑战。

  在危机中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越南、印尼、洪都拉斯等利用比中国更低的成本优势,开始向美欧等发达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大有替代中国之势。因此,中国产业结构调整遇到“高端”排挤和“低端”挤出效应。

  其次,世界经济回暖后,由于大宗商品特别是资源性产品涨价,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成本有进一步提高的风险。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世界各大经济体纷纷采取刺激性的货币政策,向市场大量注入流动性。

  随着世界经济的回暖,这些流动性正沿着产业链不断向实体经济传递,最终必将引起石油、铁矿石、铜、铝、大豆、植物油等大宗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快速上涨。中国是资源短缺型国家,在经济发展方式没有实质性转变之前,经济增长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性产品。

  大宗资源性产品涨价,会明显增加中国的投入成本,给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带来更大的压力。

  再次,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中国经济政策转型面临考验。在金融危机爆发时,美欧经济下滑,他们需要中国的合作与帮助,对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相对宽容。

  随着世界经济的回暖与复苏,美欧发达国家国内需求上升,经常账户得到改善,势必会采取多种方式加强贸易保护,由此将提高中国的出口阻力。就目前而言,发达国家对中国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包括,反倾销、反补贴、特殊保障条款和技术壁垒,还有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

  面对不断加强的贸易保护,我们企图延续危机前以及危机中所实行的政策安排,恐怕越来越难。

 比如,针对美元贬值,中国面临两难选择,如果选择紧随美元贬值,不但会使中国既有的外汇储备相应贬值和蒸发,而且还将遭到世界许多经济体的强烈反应,他 们会采取更加强烈的措施限制中国产品的出口;如果较大幅度实行人民币升值,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短期内将受到很大打击,直接影响数以百万计的劳动力就业。

 谨慎处理国内关系

  从国内形势看,当前中国经济政策转型面临四大关系需要谨慎处理。

  第一,流动性过剩控制与既有投资刺激计划的关系。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3万多亿元,但M2(广义货币供应量)增加了13.05万亿元,贷款发放了9.63万亿元。按道理,实施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回收多余的资金是正确的,也是应该的。

  但是,既有的4万亿投资计划怎么进一步落实,是中国经济政策转型遇到的难题。如果紧缩过快、过紧,势必会形成半拉子工程、烂尾工程,造成许多不良贷款。

  第二,以政府投资打头的经济增长与以民间投资和社会消费为主体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政府出台以投资打头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个计划有效地替代了外需下滑,实现了经济的较高增长。

  正常的经济增长不能过久、过强地依赖政府推动,必须依靠市场力量,让民间投资和社会消费成为增长的主体。问题是,危机过后,政府何时退出,民间投资和社会消费何时能及时、有效地接替政府去推进经济增长,这是我们急需处理的新课题。

 第三,保平稳增长与防通胀的关系。十七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出,要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很显然,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就必须有适度 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在经济增长还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过快、过强、过密的收缩经济政策,势必为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带来困难。

  相反,防止通胀,是要实行适度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面对CPI、PPI已经由负变正、通胀预期正在形成的态势,如果过慢、过弱收缩经济政策,通胀程度势必会从轻度转化为中度甚至重度。

 第四,短期经济增长与长期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一般而言,短期增长与长期增长之间既是相辅相成的,又是矛盾的。因为,当短期增长中的许多因子恰好是促 进长期增长中所需要的元素,此时每个短期经济增长相加组成长期的经济增长。但是,当短期增长中许多因子是不利于未来增长的元素的,此时短期增长将抑制长期 增长。

  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一些地方政府往往为了追求短期经济总量增长,盲目增加投资,结果造成产能进一步过剩,甚至上了一些高耗 能、高污染的项目,这不利于长期增长。在经济政策转型过程中,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组合,才能使短期增长与长期增长相吻合,这是本次金融危机过后需要注意的重 要问题之一。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如何转型需要选择。

  是从强刺激政策首先转向稳健政策,还是直接转向紧缩政策;是采取强紧缩还是弱紧缩政策;还有,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搭配上,是同时收紧财政和货币政策,还是先紧缩一个方面,都需要科学考虑。

  当前,尽管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快车道,但还面临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宏观经济政策应首先从刺激转向稳健,进而到紧缩;即使是采取紧缩政策,密度不要过高、力度也不要过大。在政策转向过程中,最好先采取单边政策选择,然后在经济全面持续过热时再采取双边紧缩政策选择。

  总之,对经济增长进行宏观调控政策,要防止经济下滑过快、经济过冷,也要防止经济过快增长形成过热。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文章来源:《财经》杂志 2010年第5期
全文链接http://magazine.caijing.com.cn/templates/inc/chargecontent2.jsp?id=110386290&time=2010-02-28&cl=106&page=all


                         陆铭:拨开经济数据迷雾

 经济理论从未系统地告诉人们,一个国家在扭曲结构下如何实现增长,更没说一个国家怎样去调整扭曲的经济结构获得持续增长。“结构”二字却是读懂中国经济的法门。不管中国官方数据是否失真,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起步,全球格局必会改写。

  中国在依赖投资保增长路上积重难返。按道理讲,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应是同步的,但中国——让我们相信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第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已超过90%,城镇常住人口只占总人口约47%,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同步,反映出中国最根本的结构扭曲。

  面对国际消费力的萎缩,良好的愿望当然是启动国内消费,从而在内部消化中国庞大的产能。可内需的启动岂能一夜之间完成?所以,短期内要使经济不出大问题,还得靠投资。

  中国城镇失业率到底有多高是本糊涂账。只要看看工厂里的工人都是谁,只要知道大量没有城镇户籍的“农民工”没有社会保障,就能理解,如果经济危机造成“真实的失业率”上升,首先遭殃的是被迫回到农村老家的农民工们。

  不要简单指责中国城镇失业率被低估了。中国城镇的失业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的发放,是不区分失业是自愿还是非自愿的。

  中国还没有制度上的保障,让进城的农民工转化为“市民”,如果制度不变,工资不涨,一定是制造业出现普遍缺工的现象。这时,一边缺工,一边以中国的城镇高失业率来批评经济增长没有带来足够就业,显然有点不靠谱。

  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必须从城市化破题。从资源和土地的节约来说,人口集聚特别是向大城市集聚才有效率。中国今天强调以服务业的发展来推动内需增长,同时提高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力。越是如此,越要推动城市发展。

  如按中国过去的城市化模式,农民可以进城打工,但不能与城镇居民享有同样的就业机会、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实际上已进城的2亿农民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抑制消费。

 如果既有的城市化模式不变,那么,统计局给出的一些令人费解的数据就不足为怪了。内地农业劳动力向外转移受到制约,一些地方政府当然会通过招商引资来发 展经济解决就业。而中国的公共服务大量是依靠地方财政,又促使地方增加税收。同时,地方GDP竞赛导致欠发达的地区难以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越是难以在招 商引资时注重环境评估。

  如果真实的努力还不够让经济发展和税收的数字显得漂亮,那就很容易虚报数字。这正是笼罩在中国经济数据上的层层迷雾。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教授
文章来源:《财经》杂志 2010年第5期
全文链接http://magazine.caijing.com.cn/templates/inc/chargecontent2.jsp?id=110386303&time=2010-02-28&cl=106

                    任志强:是遏制房价还是制造危机

   2009年中国最令世界惊讶的大约主要由两件事:一是当世界大量的汽车企业垮下去的时候,中国的汽车行业却在突飞猛进的发展;二是当世界几乎全部的房价都在下跌、市场销售在萎缩时,中国的房地产销售却突破了历史的天花板,不断创出新高。

  为什么当世界的消费都处于萎缩的情况下,中国的汽车与房子却在疯狂的增长,这里有中国政府的刺激政策的拉动作用,更有货币政策稳定而持续的对预期的信心。正如温总理曾多次强调的“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2010年中国政府出台了不同的刺激政策:一是,虽然有所调整但仍给以优惠的汽车消费支持,因此也让汽车的消费继续保持着火热的上升趋势,重要的在于政策的预期明确、消费者的信心不动摇。

 二是,房地产的调控政策反向行驶,先取消了二手房市场的税收优惠,提高了以旧换新的门槛,又调整了个人购房的信贷政策和利率,同时改变了货币政策的走 向,因此也让住房的消费再次跳水,其下滑速度甚至快于08年到09年初的斜率,重要的也正在于政策的预期反向,消费者的信心动摇。

  这两者之间的政策差别来自于汽车的价格内境外因素遏制,让价格虽有上涨但波动较小,因此继续受到鼓励,而“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则让管理层在为维护“保民生”的正面形象的压力之下打起了组合拳。

  在刺激政策的拉动下,房地产从2009年的谷底迅速反转,消费需求在刺激中爆发,快速的消化了曾让市场感到恐惧的库存,并在此消彼长中改变了供求之间的关系,并导致了“部分城市房价的过快上涨”,于是招来了市场的不满和政策的逆转。

  汽车在消费增长时,可以用扩大生产的方式开足马力、加班加点以满足需求,并且由于境外消费不足而让进口车的价格保持低迷,无法借中国的局部消费增长而涨价。

 但房地产在消费增长时却由于土地资源的非市场化配置、垄断性的供给减少,一是无法扩大供给而缓解市场需求压力;二是物以稀为贵的天价地反而推动了城市房 价的暴涨。这一正一反不但未能有效调节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反而让政府在收取了超额的土地收益之后,又不得不将板子打在为政府创造收益的投资者身上。

 政府不得不为掩饰自己的“贪婪”而“遏制房价的过快增长”,不得不将局部城市的问题变成一刀切对整体市场的打击,又演变成了对这个房地产行业的打压。政 府既不想用增加供给去降低自己的收益,又不愿承担地价推动房价的“罪名”,于是就只好将压力传递在消费者的头上,用让消费者承担高融资成本个贷利率、高额 首付的方式遏制消费需求、限制改善型需求,试图用抑制需求来缓解供求矛盾或用打击投资、投机与改善等多种消费迫使房价下降,以挽回市场早已丧失信心的政府 声誉。

  普遍的消费者调查中“对政策的预期失去信任何信心”已成为推迟消费选择的最重要因素。

  2009年的货币政策 中,央行几乎什么都没干,没有调利率、没有调准备金率、没有调汇率、没有增发基础货币实际减少、减少了外汇增储差额,只是没有再控制银行的信贷额度。而发 达国家的央行几乎从来没有将信贷额度控制作为货币政策中的部分和工具的,控制信贷额度只能是中国计划经济的手段残存,而绝不是经济学上的货币政策的内容, 任何市场经济制度国家的央行大约也都这样定义货币政策的。

  去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并没有改变货币政策的方向,但实际的市场决不这样认为,无论是准备金率的上调还是银行信贷规模的严格控制,都让市场不再相信货币政策的稳定性,都认为中国再次进入了资金成本上升、货币政策调头的通道中。

 股市的波动于楼市的销售下滑都正确的反映了民众的投票结果,也许这正是调控政策出台的目的,然而“资产价格”的下降是否就能“管理住通胀”呢?“资产价 格”下降的同时是否能保持投资与消费的增长呢?是否有利于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与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呢?是否会对经济的增长带来不利的影响呢?

 最佳的经济运行状态时高增长而低通胀,但CPI的上涨是与楼市的资产价格相关还是与货币供给总量相关。楼市的价格是与供求关系相关还是由资金成本和供给 量决定。当资金供给量增长而消费需求被行政遏制时,通胀因素能被消除吗?当CPI进行高增长的通胀阶段时,资产价格可能被单项的逆转吗?

 短期的政策调控一定会打乱正常的经济运行节奏,一定会改变信心与预期,也同样会形成市场中的扭曲,让调控的手段与目标之间背离。历史上的多次短期调控都 已证明了这种背离,也才发生了2008年“两防”之后的经济下滑和刺激政策出台后的强烈反弹。用“窗口指导”的非公开透明的方式则让市场无法寻找经济运行 的规律,无疑会让正在增长的中国经济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如果2009年的经济不确定性来自于外部,国内政策的态度时明确的,那么 2010年的经济不确定性则更多的来自于调控政策对民众信心的影响。如媒体报道银监会“不控制信贷规模”,但实际在按日管理信贷规模已不再是什么新闻。这 必然对民众的信心产生巨大的动摇作用。如温总理要求增加普通商品房的供给和支持居民住房消费,遏制“部分城市房价的过快上涨”,但一刀切的政策却让房价未 过快上涨的城市也面临同样的打击,造成了除重点城市外的二、三线城市销售也倍受影响……

  如果仅仅是为打击房地产市场中的投资与投机行为,那么股市为什么会除房地产股之外也会下跌呢?或许当民众的信心被政策预期的不确定性所动摇时,政策遏制的不仅是房价不管是否上涨的房价,更可能是在制造危机。

  如2008年和2009年初的房价下降不同的是,那时的房价下跌许多企业是为了现金流而宁愿亏损的跌价,而今天大多数企业的现金流至少在上半年还不会发生紧张和断流,房价也就不会用亏损去转换。但投资却一定会在市场变化中压缩,供给一定是会在销售下降中减少。

 自去年9月份之后,许多地产商已在怀疑政策会在火爆之后逆转,历史的经验让他们在资金量充足的情况下却减少了投资,连续数月的投资连续下降中,他们真的 看到了政策的逆转,他们在庆幸没有将手中的钱全部投入建设之中。同样他们也会庆幸当他们的资金足以支撑生存时,会再一次在供不应求中让产品获取最佳收益, 并从被政策制造的危机中找到欢乐。

  如果今年的投资和生产不能在环境恶化中保持较高的增长,那么明天又靠什么解决市场的供应。更可能出现的则是恶性的循环再现的局面。

  当供不应求时抑制消费、抑制消费让投资下降、投资下降再加重供不应求、供不应求再推高房价、房价上升再抑制需求……

  政策调控不但能刺激经济的增长,政策调控也能防止过热和通胀,但当方法不对时,政策调控也同样可以创造危机。

  但愿信心是在不断的坚定,而非被政策所动摇,缺少了对预期的信心本身就是一种危机。

文章来源:任志强博客(2010年3月4日)
全文链接http://blog.soufun.com/1796106/9711577/articledetail.htm


                  徐冠巨:民企“草根”何以变“大树”

    3月4日下午,胡锦涛总书记参加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讨论会,对非公有制企业提出了三点希望:希望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上有更大的作为,希望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有更大的作为,希望在提升非公有制企业自身素质上有更大的作为。

    总书记的讲话,为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指明了方向。

    民营企业如何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上有更大的作为?首先要真正转变发展理念。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对企业来说,是培育核心竞争能力、实现持续发展的内在 需要。在新形势下,企业要生存,就必须进行转型升级,继续按照惯性走老路是不会有出路的,要着力在自主创新上下功夫,从而提高企业新的竞争能力。其次,要 在低碳经济时代重新审视企业的发展坐标和产业战略定位。

    民营企业如何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有更大的作为?要把企业的经营发展、员工的发展、履行社会责任这三者从目标和价值上统一起来,从而形成“企业关爱员工、员工爱护企业”,“社会关心企业、企业回报社会”的良好氛围。

    民营企业如何在提升自身素质上有更大的作为?首先是企业家素质要提升,要不断加强学习,提升经营管理能力;其次,要加大团队建设的投入力度,打造高素质的经营管理团队。

    民营企业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后,更加成熟。从“草根”起步的民营企业,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蓬勃生长。面对未来,“草根”如何变“大树”,在“经济森林”中有更大的作为?发展方式的转变变得十分重要。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

文章来源: 搜狐(2010年3月8日)
全文链接:http://finance.qq.com/a/20100308/001795.htm

                      刘东华:珍视企业家中的思想家

 今天中国有没有伟大的思想家?在这个简单的问题面前,大部分国人可能要尴尬地说:应该有吧,好像是,好像是……好像真的想不出来。

 如果在企业家中寻找思想家呢?亚布力第十届中国企业家论坛搞了一个最具思想力的企业家评选,与上述尴尬局面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本来要评十大最具思想力的 企业家,结果竟有至少三四十人排在前面,除了像柳传志、马云、张瑞敏、任正非、王石等多数人难以争锋的佼佼者外,其他企业家彼此之间似乎也难分上下——不 是选不出来的尴尬,而是人太多了不知道选谁更为合适的尴尬。

  主要创造先进生产力的人拥有了越来越强大的思想力,应该创造卓越思想力的人 却踪迹难寻、不知所在——这个现象是否正常?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我们就不去探究那些本应以生产思想为天职的智慧头脑们为何缺位失职 了,这里我们集中笔墨简要分析一下优秀的企业家为什么一不小心就可能成为被人追捧的“思想家”,以及企业家的思想到底有多大价值。

  第 一,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往往是发现和产生真理的重要源泉。自从改革开放给予中国人一个通过创造市场价值释放生命能量的机会,新生的企 业家群体就当仁不让成为其中最重要的实践者。而且,在制度成本高昂和潜规则盛行的社会转型期,这种实践不可避免地会以实践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 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和信心为前提。在这种情况下,不被老虎或魔鬼吃掉能成功地活下来就不容易,如果不但活下来了,而且能越活越健康、越活越强大, 越活越被这个世界认可和尊敬,那么他一定是在实践中较好地认识并把握了规律和真理,而对他所把握的规律和真理的适当表达,不正是当今时代最有价值、人们也 最需要的思想内容吗?

  第二,正因为上述企业家群体与生俱来的实践性特点,决定了企业家的思想价值和表达方式带有强烈的针对性。大家都想 去却都过不去的地方他过去了,人们当然就特别渴望了解他到底是怎么过去的;人们想一想、看一看就忍不住要恶心或恐惧的所在,他不但忍住了恶心战胜了恐惧, 而且面带微笑地坚守在那里,奋斗在那里,并通过自己的勇敢和智慧、心血和汗水一天天使那里变得干净、清爽、健康起来,大家当然就特别希望了解他的心路历 程,了解他之所以能够不断超越自我、驾驭环境、改善世界的独家法门。这就是为什么成功的企业家总是受到各种演讲的邀请,他们的演讲也往往比那些传播间接经 验的专家学者、讲师教授更受欢迎的原因。

  第三,专家、学者、思想家通常以发现规律、揭示真理为终极追求和最高目标,至于这些真理怎样才 能给眼下的世界带来实实在在的价值,人们对某些“可怕的”真理有没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往往不是他们考量的重点。企业家则不同。九死一生、勇往直前的商业 实践使他们有机会认识和把握各种规律和真理,而必须对企业的生存发展负责、必须对好的结果负责的天职,决定了他们表达和呈现这些规律和真理的方式的高度的 建设性。如果说思想家有时为了呈现真理不惜让现实甚至自己“蒙难”的话,企业家则必须通过让自己的企业更好地活着来证明真理的价值。

  正 像柳传志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真正的企业家就是敢给自己病重的亲娘下药、下可能立即致命的重药,又能确保把老娘救活治好的人。这个难度有多大?风险有多大?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难度有多大、风险有多大,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家们带给社会的实践经验和思想价值就有多大。对于如此珍贵而高昂的思想价值,我们又有什么 理由不好好珍惜呢?

  在此我突发奇想:希望成功企业家中最有思想力的企业家们早日被请进中南海,成为我们好学的最高决策者们最重要的老师之一,以期把企业家们的思想变成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的更大价值。
作者系《中国企业家》主编

文章来源:《中国企业家》(2010年3月8日)
全文链接http://www.cnemag.com.cn/fenxplun/jsy/2010-03-08/186225.shtml

                         李书福:巩固市场没有捷径

 我在2009年最满意的一件事就是吉利的战略转型取得了新的进展,使吉利汽车战略转型这个工作不断地推向新的高度。

 战略转型不是光说收购,而是我们整个发展战略要改变。原来的吉利汽车是最便宜的车,对技术也不是很重视,只要便宜、卖得多、赚钱就可以了。2007年5 月份以后,我们改变了这个做法,不以价格作为主要竞争手段,在确保价格优一定优势的前提下做到技术领先、品质优秀、服务周到。要打技术战、品质战、服务战 和企业的道德品质战,要打基础、练内功、抓管理、抓人才的培训。我们的工作的重点、整个吉利的战略安排部署发生了转变,我们称之为战略转型。

  首先,吉利要加强人才的培养,然后要设计、规划合理的发展思路。另外,还要注意技术和品质这两个系统的管理,提升技术创新的可行性以及质量控制能力,尤其要在汽车的可靠性这方面下大功夫。

 人才的融合,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国内企业都必须面临的挑战。吉利汽车不光是“海归派”和“本土派”(人才),结构非常复杂。除了“海归”和“本土”, 我们还有世界上几十个国家不同国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员工。吉利在英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以及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都设有公司。不同的国家、不 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一个公司里工作,如何建设一个新型的、全球型企业文化,是我们正在探索或实践的。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和一点一点的总结提高,让这些有着共 同梦想的员工“百川归流”,这是很重要的。

  吉利的钱是不多,但(收购沃尔沃)这些事,也是企业发展的需要。所以我们会量力而行,有多少力量就做多少事。像这次并购中誉我们基本上没有花现金,是跟中誉进行资产互换,我们把中誉需要的一些资产给他们,中誉把他们不需要的东西给了我们。

 我认为,汽车强国首先是汽车消费大国,同时也是汽车研发大国、汽车品牌在世界上能够得到尊重的大国。只有这些条件都满足了,才是汽车强国。中国现在还不 行,尤其在人才培养、汽车研发能力、汽车的品牌培养,以及走出国门参与世界汽车市场竞争这方面,中国的汽车差距还很远。想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可能还要20 年到30年。所以国内的汽车企业还要努力,最重要的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目前,美国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都已进入了汽车消费社会,而中国正在走向这样一个社会。对中国政府和有关管理部门而言,如何做好预案、提前做好准备?希望国务院能专门成立课题组,研究中国进入汽车社会以后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要发生或者是能得到化解。

  同时,重视市场的开拓也是必要的,比如农村市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中国农村的人口还是比城市人口多,这是商家必争之地,我们不能放弃这样一个宝贵的市场。要巩固市场没有捷径可走,只有一条路:技术领先、质量优秀、服务周到,用用户的口碑来巩固品牌形象。

 不要担心其他汽车企业进入这个市场,而是应该欢迎大家一起来推动市场的开拓,共同为市场提供服务,让用户有更多的选择。这是一个企业必须要有的心态。我 们欢迎全中国、全世界所有的汽车公司在同一个市场上,与吉利进行平等竞争。下一步,我们计划实现既定目标,让吉利汽车走遍全世界。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吉利集团董事长

文章来源:网易(2010年3月8日)
全文链接http://money.163.com/10/0308/21/619JVS1900253B0H.html


                          黄鸣:给低碳热泼点冷水

 2009 年底的哥本哈根峰会之后一个很重大的影响,就是现在社会公众对“低碳”的一个认识过程:从陌生到熟悉,从响应到普及,尤其是今年两会代表的很多第一提案和 建议,都是以“低碳”为导向,据悉“两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提交的与“低碳”有关的议案、提案占总量的10%左右。“低碳”已成为主流关键词——低碳 社区、低碳生活、低碳经济……俨然一股巨大的“低碳”时尚风。但对于“低碳”的概念,我觉得应该泛化,而不应该窄化。

  1排放不只是碳排放,减排不只是减碳——警惕掉入“低碳”陷阱。

  目前碳排放绝大多数是作为燃料的煤炭、石油燃烧带来的,煤炭、石油等燃烧,不仅是有碳排放,同时带来的还有粉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现在全球环境日益恶化,跟这些东西的排放脱不了干系!

 “低碳”之所以成为关键词,与金融资本的进入有很大关系。从2006 年开始,国际上已经出现了碳交易金融市场,并以碳配额的方式在国家之间相互制约。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关于碳配额在各个国家间的分配问题已经成为会议的焦点 和核心,其根本原因是出于碳交易背后巨大的能源和经济利益。碳交易采取的是一种市场机制,其形式是把碳排放量作为一种商品,由联合国等国际官方组织。如果 把排放仅限制于碳排放,容易掉入“低碳”陷阱。更好的方法,是参与到此新制定的游戏规则中,“师夷长技以制夷”,不要被动地成为新游戏规则的牺牲品。

  2低碳不是全部 “节能减排”更符合中国国情

 低碳生活、低碳经济等等低碳类的“低碳”概念,作为一个传播,无论是引导了世界的一个话题,还是一种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时尚潮流,我觉得它是很成功 的,它的成功甚至“忽悠”了我。我们在建世界太阳能地标性建筑——日月坛•“微排”大厦时,就提出了“微排”概念,低碳只是较低的碳排放,微排就是更加微 小的排放,不仅仅限于碳排放,还包括除碳排放之外的粉尘、二氧化硫、有害气体的排放、污染的水系、垃圾排放等等。但我谈“微排”的时候大家都不明白,或者 不能成为主流,搜索关键词的时候“微排”也不是主流关键词,这时候我就“变身”了一下,也是“低碳”了——太阳谷是低碳社区,低碳制造,低碳科技,低碳商 务等等等等。其实我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发表的是“微排”,并不讲“低碳”,但是当“低碳”风靡时,我很无奈地跟着跑,恐怕如果不跟着跑,我就被边缘化了。

 结果三月五日下午在山东代表团讨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我的发言被王岐山副总理接了过去,王副总理说我不是反对你的观点,只是借着你发言的机 会,向全社会表明,过分热点的强调低碳,不适合中国,我们现在最关键做的,应该是更高效地节能减排降耗。王副总理强调“节能减排降耗”更符合中国国情,更 符合科学发展观,更符合现代人们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中国特色的,而且更适合全世界。国外一些发达国家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他们几百年来排放很 大,碳排放是一种积累。他们已经发展了,回过头来限制我们发展,这不公平。低碳经济背后,气候变化背后有很多政府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这里面有很 多的陷阱,我们更要全面地、科学地来看待这个问题。

    听到王岐山副总理这些提法时,我心里是很高兴的,因为我们过去的一些观点正好符合了副总理所提的精神,我觉得对皇明,对中国的节能减排和现在的低碳话题有 一个非常关键点的一个引爆,甚至某种程度上是舆论导向的转折点。当“低碳”意识普及时,我们应该看到它的好处,低碳生活总比高碳生活要强,但是低碳不是全 部,不能仅局限于低碳,而未来的节能减排降耗的路怎么走?作为从事节能事业的我们来讲,“微排”建设的路已经向我们铺开……

作者系皇明太阳能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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